想念老班长孙大春

　　我的老班长孙大春同志是湖北省应城县（今应城湖北省应城市，古蒲骚之地）人。我与他于1977年4月初在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一别，已47年矣！人生罕有两个47年，况重情重义之战友乎！ 　　2024年4月6日早上，老首长赵日杰微信发来老班长孙大春同志的退伍证、伤残证图片，说起孙大春同志受伤致残、立功受奖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五十年往事注上心头，打山洞故事历历在目。
　　孙大春副班长负伤致残，是1975年7月的事。下面，我就将事情的经过以及我能见证的依据，付诸电脑，告诉世人，献给战友。
　　2000年12月20日，我在《我的大学》（收录在我的散文集《崇尚自然》中，发表在网上，百度可见）一文中写道，孙大春副班长负伤致残时，我们班在华县石堤峪的4768工地打风钻（我说的风钻，即w-25型风动凿岩机）。我们班施工的洞口，有鲜红的标语口号，横幅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两边的对联是“粉身心不跳，碎骨眉不皱。”
　　2003年9月20日，我在《新兵情结》（收录在我的散文集《崇拜人生》中，发表在网上，百度可见）一文中记载，1975年3月4日，我结束新兵训练，分到一营一连。当时，我们一连“连长（后为营长）赵日杰，62年兵，河北邯郸人；指导员高玉维，65年兵，山西太谷人；副指导员（后为连长）成玉川，65年兵，山西文水人；副连长（后为指导员）段寿妹，63年兵，湖南安仁人；一排长陈金明，二排长刘祖元，三排长胡先华、四排长李深平，司务长罗梅初……我们三排的胡先华排长是66年兵，安徽无为人。我们七班有7个人，班长兰木森，湖北汉川人；副班长孙大春，湖北应城人；还有蔡和生，湖北应城人。这三位都是71年兵，还有两位73年兵：广东东莞的莫满洪（后改名莫洪明）、温成均。再就是我和同乡李普选。”“我们3排7班一共有3部风钻，副班长和我1部，老蔡和小李1部，两位老广1部。”——也就是说，我和孙大春同志是打一部风钻的战友，是在现场的。
　　我在《新兵情结》记述了孙大春副班长负伤的经过：
　　1975年7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快下班了，我从上阶梯到下阶梯。3部风钻都在下阶梯的中间打最后的眼。不知是天照应，还是第六感觉，我直觉到洞顶有什么问题，一抬头，一块两三方大的石头正撕离洞顶，我不是英雄，做不到“粉身心不跳，碎骨眉不皱”，当时大脑的唯一感觉是躲开。我在右手松开风钻的同时，左手拉左边的小李，迅速后跃——说时迟，那时快，就那么半秒钟的功夫，石头就砸在我刚才打风钻站立的地方，风钻和副班长孙大春压在了石头下面。我们几个人奋不顾身扑上去，用铁橇撬石头，从理论上讲，有一块石头松动，就可能还会塌方，但我们根本就顾不上想那么多。撬开石头，同志们把副班长扶在我的背上，我背着就往洞外跑。回到连队，我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全是血。就这样，我还穿着满身血渍的工作服（工作服是定期发放的，不到期不给换），又打了几天山洞，过“八·一”节后，我跟随连长赵日杰到河南灵宝县的故县教导队学习。
　　孙大春同志负伤后，是我背出山洞的，但我没有背下山。塌方后，班长兰木森立即派莫洪明同志跑出山洞（后来我才知道是到工地值班室报告），我把孙大春副班长背出山洞，到洞口，就来了担架抬走（记不清是谁抬走的，应该是连卫生员和营卫生所的同志），他们沿着施工便道往上下跑，刚到山下，团卫生队（驻扎在我们施工山外几公里地的李家坡）的救护车风驰电掣地赶来，把副班长拉往西安。 　　2020年4月19日，我在《擐甲执兵有血性强军路上做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2719部队讲座》（收录在我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建筑第204团纪念集》中，发表在网上，百度可见）一文中说：
　　1975年7月24日凌晨，我从上阶梯撤到下阶梯打眼。和我一部风钻的副班长是71年湖北兵孙大春同志，他扶过钻杆后，就蹲在钻头旁边（作业面的斜坡上，距离我三米远近），用手势告诉我，这是最后一个眼，打完就撤。我抬头看他手势时，仰视洞顶，只见一块两三平米大的石头正撕离洞顶，我大喊一声“躲开！”同时右手松开风钻，发出撤离的手势，左手拉动左边的小李，迅速后跃——说时迟，那时快，就那么几分之一秒的功夫，石头就砸在我打风钻时站立的地方，震起一米来高的石渣石尘，我的风钻和钻杆都砸在了巨石下面，副班长倒在石头边上。我们6个人奋不顾身扑上去，用铁橇撬开石头救人。我们知道，有一块石头落地，随时可能还有塌方，但我们根本就顾不得那么多。撬开石头，同志们把副班长扶在我的背上，我背上就往洞外跑——副班长孙大春同志得救了，可惜重伤致残了。一位老实厚道的好同志！
　　我在《新兵情结》记述了孙大春副班长负伤的时间是“1975年7月中旬”，在《擐甲执兵有血性，强军路上做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2719部队讲座》具体到“1975年7月24日”，基于以下两点：其一，事后几天（肯定不到10天，也不是三五天，我记得是一周时间），就是八一建军节。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何况八一节后的第二天（8月2日）我去教导队学习一月，回连队后担任保管员（也叫材料员），这个时间点是肯定的，绝对不会错的。其二，我的工作服血染，第二天上午我提出换一件工作服，班长说不到换装时间换不成，我第二天穿着背部上半部完全被血染黑（就是这一次让我知道：血液流出来时是红色的，过一会就是黑色的，浸染在棉衣上很黑很黑）的工作服上班，因为副班长负伤住院了，班长兰木森指挥我打风钻。也就是说，孙大春副班长负伤的时间绝对不是星期六（那时候周六上班、周日休息）。1975年7月24日是周四，距八一节正好一周时间——距离八一建军节不到10天，也不是三五天，我记得是一周时间。
　　孙大春同志伤愈后回到连队，我是连队保管员，住在连对营房150米外（进山公路与通往741工厂小路的十字路口）的路边。孙大春同志的父亲、对象来了，安排住在连部左侧的一个老百姓家中（孙大春同志的父亲、对象走后，安排在连部就餐）。此时，连长赵日杰晋升为营长，在西安办事处（203部队）学习去了。时任连长成玉川、指导员段寿妹、副连长陆善利、副指导员胡先华。
　　孙大春同志为人谦和、心底善良、业务精湛、作风过硬，受伤后荣立三等功，既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更是肯定的。
　　孙大春同志的档案里有关于荣立三等功的记载，可他本人一直没有见过三等功的证书、证章和喜报——英雄流血又流泪，怎不令人扼腕长叹！
　　我在延安，南望星空，祝福老班长孙大春同志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