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青年路的田克恭

　　

　　朋友梁经旭给我提供了一篇田克恭撰写的《梁府街记事——怀念梁午峰先生》，文中田克恭回忆：1934年〜1936年间，我家同梁午峰先生家同住在梁府街（今青年路东段）的一所院内，我家住前半院，梁先生家住后半院。我的好友余达夫同志时在西安师范学校任教，也住在前半院临街的一间房中。

　　

　　田克恭

　　此文此院牵扯出三位教育界的大名人田克恭和梁午峰、余达夫。让人一下又感觉到，青年路确实是人杰地灵，名家大腕扎堆汇聚之地。

　　首先说梁午峰。田克恭回忆：梁午峰先生，陕西渭南人，是我省教育界老前辈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先生早年受我省著名爱国教育家刘古愚影响，以教育与实业救国为己任，遂就学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物理、化学，兼修哲学，后又进修于该校教育研究科，返陕后历任教师、校长、教育厅科长等职。1925年，先生任陕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一改历届校领导压制学生的陈规旧章，引导并协助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活动；对此，如今已80多岁的他的学生还常常赞念不已。1927年大革命时期，先生应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杨明轩之邀，出任该厅组织科长，为筹办陕西的革命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后，先生长期在教育厅供职，并先后在中山大学、省立师专等校兼任物理、中文及哲学讲师、教授，他的讲授能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尤其是古今文学及先秦哲学课，更是众口皆碑。“西安事变期间，先生经杨明轩介绍，参加了“西北教育界救国大同盟”工作。1949年西安刚一解放，先生即被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梁午峰

　　我在南院门亮宝楼、西大街图书馆等文都提到梁午峰先生，梁老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时，受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教育厅组织科长。旋以共产党密谋暴动罪，和教育厅厅长杨明轩被宋哲元同时逮捕，关在西华门军事监狱（地址大概在现陕西省中医研究院街对面），出狱是由民国初年陕西教育厅厅长张西轩等联名给冯玉祥打电报保释的。杨虎城主陕任省政府主席时，委派梁午峰先生出任三原县长。他还参与创办了西安力行中学、培华女子职业学校、泾阳西北仪祉学园等。梁老先生著述丰厚，著有《论语贯读》《道德经贯解》《大学中庸新解》等书。

　　田克恭还讲了他们三家同住梁府街（今青年路东段）时，梁午峰先生救助余达夫，智斗特务的趣事。说：193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两个戴墨镜、短打扮的人闯入院内，一进院就气势汹汹地吆喝:“人啦？人啦？”这时梁先生、达夫以及我妻都上班未归，前院内只有我和母亲以及我的内兄在家。我正在母亲房中说话，闻声出来看时，那两个人已经跨上厅房台阶。一见我就贼眉鼠眼地冲着我问道：“你姓徐？”“我姓田”。我在吃惊中冷静地回答。根据我在北平时的经验，断定这两个人是特务，是冲着余达夫同志来的，但却把姓“余”说成姓“徐”。特务瞅了我一会又问：“那个姓徐的呢？叫他出来。”我说:“我们院内根本就没有姓徐的。”特务不听，大步闯入我母亲的房中，一边喊：“你们不许动！”就掀翻被褥，揭开炕洞门，又叫打开箱子搜查，但却一无所获。这时又发现桌子下的一个竹筐里装满了书，就如获至宝地拉出来，一本本、一页页地翻看，企图从中找出什么“违禁书”或“秘密文件”来。

　　在特务闯进厅房的同时，正在西厢房休息的我的内兄听到对话，感到出了大事，便机警地溜出大门，跑到斜对面教育厅去找梁先生，说家里闯进了两个坏人。梁先生听说情况，立即扔下工作，急忙赶回家中，一进院门，见到呆站在厅房门口的我就问：“咋了？”我盯着便衣对梁先生说:“他们找姓徐的，我说没有姓徐的，我姓田，他们硬不信。他们已经搜查了一会了。”特务听到我和梁先生的对话，停止了翻书，出来注视着身穿咖啡色绸袍、戴着眼镜，有气魄的梁先生，惊愕地问：“你是谁？”又说：“我们有公事，你是他们的什么人?”梁先生正严厉色地对特务说：“我们院子里没有姓徐的！他姓田，是我的邻居，把我叫伯哩，是西安二中的教师,我可以担保。我就在对面教育厅做事，我叫梁午峰，有啥事到厅里找我！”

　　特务没有搜出什么“赤化”材料和“秘密文件”，又碰上梁先生这样一位气宇轩昂的“官”做担保，便没敢再纠缠，灰溜溜地要走，临出门还向梁先生点头哈腰地说:“对不起，麻烦了！”梁先生又忿忿地说：“我和田先生一直在这儿住，有问题到教育厅寻我来！”特务头也没回，匆匆溜出大门。特务走后，梁先生又返回教育厅上班。不一会,余达夫同志就回来了。真危险呀！

　　梁先生下班回来不放心，又来对我和达夫叮咛：“这几天你除去上课外，不要到哪儿去。达夫可以到朋友家躲几天。如果家里再有啥事，就到厅里找我。”他对我们青年人的如此厚爱、亲切，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事后我立即到梁府街西口的省女师，将刚刚发生的事通知了李敷仁，又到书院门通知了武伯纶，叫他们警惕，因为他们也都和达夫一样，是受进步学生拥护和尊敬的老师，当然也是反动派眼中的“赤化分子”。当晚，达夫到东关景龙小学余海波处藏了几天，特务后来也再没来过。

　　

　　梁午峰先生还在青年路的刘安国家住过，于是笔者采访了刘安国的儿子刘念尚。他回忆说30年代初，刘安国、刘宰国兄弟在九府街买了一处旧祠堂，稍加整修，尚可住人。由于省教育厅在东头梁府街，向西数百米就是九府街28号。他们兄弟把门房西厦房做客房，东厦是厨房，过庭两边是家眷居住，梁午峰先生住二院上房及东厦房做厨房。当时梁先生侄子梁经展上小学在院子跑来跑去，为这个小院子里平添许多乐趣！平時西安教育界朋友多往来者均在前门房活动，如王圣域，杨明轩等常来。

　　看来，梁午峰先生1934年和余达夫、田克恭住梁府街之前几年，还曾在西边九府街28号刘安国家院子住过。因为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同学，又是东府渭南华县的乡党。在京同乡会常在一起活动，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离不弃的铁哥们。

　　刘念尚还讲了他父亲刘安国与梁午峰一些趣事。“五四”运动后他们相继回陕，从事师范教育，先从教员做起而后任教务主任、校长。也是20年代前后在陕西、西安代表新式教育站住脚跟的青年教育者。他们也常相互打趣取乐。梁午峰先生说刘安国先生的名和字都很“歪”。“歪”西安方言中厉害的意思。说你看你名“安国”字又是“依仁”，倒过来念：一人（依仁）安国，你看歪不歪？难怪社会上传省立第三中学校校长刘安国26岁当中学校长，还真是“娃娃校长”。

　　

　　顾炎武

　　刘安国还有个外号叫“刘怪”，也很有意思。因为清人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炎武生而双瞳子，中白边黑，见者异之。读书一目十行，性耿介，绝不与世人交，独与里中归庄善，同游复社，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说有明末清初三大儒之称的顾炎武，人称“顾怪”，而顾生日是5月28日，刘安国说他也是5月28日生，并刻一闲章：“我是五月二十八日生”。自此刘安国的“刘怪”绰号不胫而走，教育界朋友均知来历，但学生们只知道校长叫“刘怪”，而不知其实是校长崇尚顾炎武生在5月28日，他们是同一天的生日。

　　刘念尚还说：抗战开始后，家中人口增多，梁午峰和刘安国在后宰门芍林里又各置一院房。刘安国的侄子、外甥多人，有小学生和中学生都住在芍林里，可吃饭都去九府街去吃。平常均在芍林里住宿、自习。抗战时的西安住房艰难，从京津河北等地迁到西安的机关学校，河南、山西等地蜂涌而逃来的难民，遍地都是。可以说真正是“长安居大不易”。

　　

　　再说余达夫，原名余文敏，曾用名余琪琦。1907年6月30日出生于陕西省城固县五堵镇。1919年至1926年，在城固县立小学、汉中联立中学学习；1930年于西安中山大学文预科毕业，同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专科学习，后又转入本科学习半年。1932年回陕，先后任省立二中、西安师范、西安女中、兴国中学、蒲城中学教员，大荔中学教导主任，风翔师范教员。1946年8月至1949年6月任西安高中教员，1949年6月至1956年2月任陕西省高级中学校长，1956年至1961年，先后任西安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西安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工会西安市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任汉中大学党委书记，1972年11月至1979年2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任图书馆副馆长，后调任陕西省教育学院顾问，任陕西省教育学会理事、政协西安市委委员。

　　余达夫同志青年时代即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30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求学期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北方部秘书，积极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宣传进步思想，后加人互济会，为受反动军迫害的同志募捐。1937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战线从事党的革命工作，编辑出版《救国教育》，辗转关中、陕南，宣传革命真理。长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像辛勤的园丁一样，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人才之中，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1933年就读北平中国大学田克恭

　　最后隆重推出田克恭先生。田克恭（1909～1996）城固县人。1920年到西安在省立单级师范附小（报恩寺街小学），成德中学、中山大学、北平中国大学上学。后任省立西安二中，兴国中学，培华中学，省师范专科学校教师。任过西安二中校长。西安中苏友协安副秘书长、西北中苏友协副总干事，省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省人民对外民友协副会长等。

　　

　　《我心光明：践身心之则》（田克恭先生回忆录）

　　当笔者正写青年路文章时，意外收到秦泉安寄来的《我心光明：践身心之则》（田克恭先生回忆录）一书，此书编辑为秦泉安。

　　真是及时雨呀，我迫不及待的翻阅起来，发现田克恭先生写有纪念余达夫的文章。田克恭先生说：“1928年我和达夫相识，他长我两岁待我如胞弟。在上大学和工作后的十年间，我俩同屋住、同案读、一起生活，他亲切地督促我读书，关心我的健康，我俩的经济不分彼此，甘苦与共。”

　　1928年他俩一起考入西安中山大学，在北平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求学期间，又一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当年的左翼作家联盟汇聚了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冯雪峰等一众英才，田克恭、余达夫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那肯定也显示出当时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这让人羡佩。

　　田克恭似乎和西安二中极有缘分，他上初中就是西安二中前身的私立成德中学。从北京大学毕业返陕也是先到成德中学改名的中山中学，干的是训育员工作。1934年下半年才当上英文老师，11月学校改名省立西安第二中学。田克恭结婚后，妻子董仲英托友人在九府街（青年路中段和西段）路北一个宅院的三间厅房，后来他选择迁到梁府街（东段），和梁午峰同院，梁是田克恭妻子在女子师范的老师，田说：故我们俩家能和睦相处。这里距西安二中近，上班颇方便。

　　

　　张寒晖

　　抗战时期那首曾响彻大江南北的《松花江上》救亡歌曲，就诞生在这所北大街与二府街的西安二中。作者为张寒晖，在此校田克恭和张寒晖成了同事。1935年，张寒晖受聘担任西安二中28级（1939年毕业）的班主任和国文教员。《松花江上》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就是当年张寒晖在田克恭的宿舍里，共同讨论创作完成的。

　　田克恭说：“寒晖同志写文章，创作歌曲是非常严谨的，总是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在创作《松花江上》这首歌时，多次在下午我们没课时，他来我的宿舍，边唱边征求意见，我说我不懂音乐，他说就是要使不懂音乐的老百姓能听懂才行。我作为第一个听众，为加重这首歌的悲壮气氛，在曲调上也提过一些修改意见，他很谦逊，立即修改，他说写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作品必须让大众能懂，才能起到作用。我被这首歌感动得落泪，寒晖每次给我吟唱时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这首歌先在二中各班传唱，很快就传到了东北军和其他学校。这首名歌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唱遍了全国，唤起了4万万同胞的爱国热忱，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听到当年曾催人泪下、激励斗志的《松花江上》仍倍感亲切、深受感动。”

　　

　　再有，他俩一起参与《老百姓报》的创刊。具体是1937年10月中旬，西安师范的李敷仁、武侣纶、余达夫、何寓础，西安二中的张寒晖、田克恭、张光远、郑竹逸、余海波、程西铮等齐集二中开会，商量结果，决议办一个宣传抗战、宣传民主的通俗刊物，李敷仁他们一再琢磨、决定取名《老百姓》。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老百姓本身的事。把抗战的事、政府法令，简单具体地告诉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痛苦也写出来、叫政府经常地“洞悉民隐”。

　　田克恭先生著有《西安老街巷》（和王民权合作）《四十里长街》（和白浪合作）《老西安街村》。他从古城西安的老街老巷入手，成为研究挖掘创作西安文化的先驱之一。

　　田克恭先生说：“西安是我生活、学习、工作、战斗了几十年的地方，和我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我决心走访调查古城内大街小巷的面貌、史迹、建筑、住户、商业、变迁等情况，将此写成资料，留给后人以作参考，也借此来报答西安人民。

　　

　　从1980年开始到1987年底的七八年中，田克恭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几乎走遍了城的大小街巷，写成了近81万字的资料。这项工作量极大也很难，作为一个当时已年逾古稀70多岁的老年人就更不容易了。他说：首先体力不支，要去图书馆翻阅大量的资料，学习很多文史方面的知识，更要去各个街巷走访群众，而绝大多数街巷又没有公交车，只能靠步行，有些街道的旧时遗址要跑上许多次，访问很多人才能摸清，难怪一些群众发现我在街巷里面来回询问和巡视时，都会误以为我要么在找人，要么是有精神病。因为我体弱多病，有许多次似乎都走不回来了，只能在路边坐几十分钟，再支撑着回家。在整理这些资料时，我又慢慢发现，自己的眼睛也实在不行了，写一会儿眼也花了，身上到处都疼。当然，我也失望过、灰心过、退缩过，但到底还是坚持下来了。这是什么给了我勇气、力量和信心呢？是理想，仍然是那个崇高的理想。

　　我无意来谈我收集的资料有多少价值，都发表没有，我仅想通过自己一生的体会，告诉我们的青年们，人活在世上要有一个崇高远大的理想。只要你确实为这个理想奋斗了，你就能体会到人生真正的幸福，你就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田克恭老先生这些话，给笔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亦为笔者竖起了前进的榜样！唯有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