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清涧白凌云—绥蒙抗战最早中共妇女救国会创建负责人
白凌云又名凌云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乡高杰村人
1934年6月参加红军,是著名的陕北“十女投(参加)红军”壮举之一,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任清涧妇女部干事,
1936年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长,
1937年中共三边特委妇女部长兼妇女救国会主任,
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在延安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到会讲了话,指出:“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广泛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
1938年5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妇女救国会主任兼中共桃力民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8年11月中共绥远省妇女主任兼妇女救国会主任,1939年3月随中共绥远省委挺进大青山,参加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
1940年3月任中共晋绥边区党委妇女部主任,
1941年11月任中共西北局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兼陕甘宁边区妇联生产部主任,
建国后任北京市东四区法院院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常委、纪检委书记、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副书记,顾问(正局级),
因病于2008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著名的“十女投红军”的故事即是《西行漫记》中的著名“红军十姐妹”。
1934年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部86师对陕北开始了第一次“围剿”,高杰村共产党员白自强、白振纪、白世斌、白巩凡被敌人残忍杀害。
高杰村刘锦如(白振纪的妻子、白明善的侄儿媳妇)、白云帆(白振纪的女儿、白明善的侄孙女)、白烈飞(白明善的女儿)、白爱玉(白茜、白明善的侄女)、白国英、白凌云、白怀英、白凤梧(白锋梧)、白洁(白怀林烈士的女儿)等年轻妇女,不畏世俗压力和白色恐怖,毅然投身革命,集体参加了红军。
“十女”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1岁。在“十女”的影响和带动下,同年清涧还有黄敏、黄光明、白青山(后为白治民夫人)、惠玉秀(后为赵苍璧夫人)、王景云、刘海莲等30多名妇女参加了革命。
“十女”中后来除白守春于1936年夏英勇牺牲,白怀英结婚后脱离革命外,其余“八女”都初心不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八女”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奋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
她们的革命伴侣大都是党和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如白茜的丈夫贾拓夫,白烈飞的丈夫朱敏,白凌云的前夫白如冰,白云帆的丈夫白向银,白凤梧的丈夫张毅忱,刘锦如的丈夫艾楚南……
抗日战争时期“妇救会”是“妇女救国会”的简称。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各地的妇女纷纷组织成立妇救会。妇女救国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照顾伤病员,并以隐蔽的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在爱国救国运动中,她们打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响亮口号,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团结广大妇女,奔走呼号,支援抗战,为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显示了妇女在革命抗战中所发挥的坚强作用。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归绥城(今呼和浩特)不久又占领了包头市,延安中共中央北大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面临日寇入侵,斗争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进行具体、深入的工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中共中央1938年4月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赵通儒、于占彪同志为委员(委员没有具体负责分工)。
1938年5月中央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绥远省敌我形势的发展,认为开展蒙民工作不够,需要蒙、汉民一起动员,共同抗日。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绥蒙工委继续住在张家畔不行,需要进到伊克昭盟内地来领导这场斗争。中共绥蒙工委即到伊盟内地的桃力民。这块地区,汉人较多,人口较密。
中共绥蒙工委的组成人员是:白如冰任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衡同志任组织部长、赵通儒同志任蒙民部长、于占彪同志任军事部长、工委委员:云泽(即乌兰夫同志)、白海凤、孔令甫、刘兴源等同志。
白成铭同志负责青年救国会工作,
白凌云同志负责妇女救国会工作。
中共绥蒙工委对外是以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的外部名义出现。
1938年5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陕北骑兵团组成对外公开宣称的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的三百余人马从乌审旗南边的张家畔出发,经定边、盐池到三段地休整,之后抵达绥远绥蒙桃力民康泊尔庙。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进犯西北之际,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的到来受到了绥蒙桃力民抗日动委会和各界人民的欢迎。
有一个年轻的八路军妇女干部在这支部队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衣着朴素,端庄秀丽,是中共绥蒙工委妇救会主任,叫白绫云。绥蒙工委为了创造桃力民抗日据点,组建了中共桃力民工委,由白凌云与另一名妇女干部阎清芳负责妇救会工作。这两位女同志都来自陕西外地,在这里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两人便按照当地的习惯采取结拜姐妹的形式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妇女中间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妇女解放抗日救亡。反封建,放脚,学文化。结拜姐妹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常在一起串会、学习、唱歌。她们的活动,首先是宣传妇女解放,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当地妇女受旧社会封建礼教影响很深,女孩子要缠脚,妇女要盘发,女人们不能参加社会活动,更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白绫云等妇救会干部们的帮助教导下,拜姐妹们带头剪了发,放了脚。在姐妹们的影响下,更多的妇女接受了新思想。拜姐妹们还组织了识字班,妇女中许多人带头进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乌素加汗妇女她们通过向广大群众和当地的大户捐款,成立了一所小学校,动员贫困人家的孩子进学校学文化。做军鞋,补衣袜,送军粮。拜姐妹们积极宣传抗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她们给八路军缝衣服,拆洗被褥,做军鞋补军袜。她们还到军营为战士们浆洗衣物,为他们做饭。还动员更多的农户捐钱捐物捐粮,将冒着香气的炒米送到抗日战士们中间。当时姐妹们解放后回忆当年的情景还是说,那时候尽管很忙也很累,但干起来觉得很有劲儿,很快乐。
桃力民工委委员白凌云带领阎清芳等女干部深入各村,利用拜姊妹的方法结识了广大妇女,向她们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为了便于妇救会更好地开展工作,她们在各村组建了妇女组。越兆仁、史仙舟的妻子及张云生、刘淑云、高凤英等都是当时妇女组的组长。通过这些妇女组织,发动广大妇女给八路军缝棉背心,做军鞋,拆洗被褥和棉衣。不仅融洽了军民关系,而且促使广大妇女精神焕发。她们手拿针线,个个打心眼儿里高兴,一边缝一边唱:“一针一针快快缝,缝好送到前线去,支援八路打日本。”她们还彼此对唱:“叫哥哥,上前线,要呀要小心”!“叫妹妹,请放心,抗日本,我要把命拼”。白凌云领导的妇救会这个公开的组织,在广大妇女中提倡解放思想,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那时,桃力民地区的广大妇女都会唱放脚歌,“好好一双脚,缠的尖又尖,流血水,筋又烂,脚儿苦连天;缠脚真可怜,走路扶着墙,站下痛又酸,整天起来哭哭啼啼,总是不平安……”。同时,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动员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入学,还在各村为成年妇女办起了识字班。居住在木花稍的张娟莲、李二金、王玉英、王俊子、方候兰、乔香香、杭树花等老者都在那时参加过识字班学习。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广大妇女认识提高了,她们走出了家务圈子,为前线部队加工粮食、炒炒米,给部队运送粮食、草料等,男同志能干的活儿她们也能干起来了。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木凯淖尔李家的童养媳曹桂兰,她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不仅走出家门参加了抗日活动,而且于1940年冬离开家乡,奔向抗日战争的疆场。成为桃力民地区唯一的女八路。 保护地下工作者,国民党军开进了桃力民地区,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拜姐妹们在这段时间内仍然坚持斗阵,暗中保护地下工作者,为革命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1944年,地下工作者云北峰来到了拜姐妹之一的韩云秀家。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946年。在这三年当中,韩云秀不怕担风险,热情接待来来往往的地下工作者。遇到敌人的搜查,她总是想方设法将他们隐蔽起来。韩云秀的家在当时成了当地地下工作者的一一个联络据点。拜姐妹们的地下活动一直坚持到了伊盟解放。
—鄂尔多斯党史资料摘录
......
“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共中央指示,成立党的中共绥远省委,由白如冰同志任省委书记,白成铭同志任组织部长,武新宇任委员负责宣传与政权建设工作,李井泉委员兼军事部长,于占彪和白凌云同志分别为负责军事部与妇女部工作的同志,省委机关设在绥蒙土默特大青山万家沟。
—中共大青山特委委员李维中中共党史资料节录
党领导下的大青山地区绥蒙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绥远省妇女部与妇女抗日救国会党组织布成立之后即发动妇女参加救亡运动,在绥西、绥中、绥东三地委区域先后成立妇女抗日救国分会与民运部,动员农牧妇女从家庭灶台走出家门,迈向社会,投身抗日救亡民族运动。
1939年3月3日,中共中央妇委发布《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特别指出动员组织农村妇女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必须认清,目前关于兵役问题、生产问题及帮助军队和反对敌寇汉奸等问题的有效解决,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和组织是不可能的”,并明确规定:“应该向广大劳动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中去进行艰苦繁杂的教育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标语口号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其称之为宣传工作的“小形式”。毛泽东对标语口号的评价很高,认为“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动员群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是“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中共绥蒙妇女部在深入了解农牧蒙汉妇女的特点和抓住农牧蒙汉妇女群众的斗争情绪及要求的基础上,运用标语口号有针对性地对妇女群众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政治动员。在“三八”节纪念日,中央妇委发布口号,各根据地妇女组织或直接使用这些口号,或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更为具体的口号和标语,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运作,使标语口号发挥了较强的宣传动员作用。
通过口号增强农牧蒙汉妇女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共识。抗战时期党发布的“三八”节口号注重向农牧蒙日妇女群众传达国家观念、民族解放思想以及妇女群众所担负的民族存亡责任,旨在号召妇女“共同担负起妇女在抗战中间艰巨的任务”。
1939年中,在万家沟召开“三八”节纪念活动,并向大青山妇女同胞发出了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的宣言书:“我们要以我们蒙汉妇女特具的天真热烈的母爱,来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们要以我民族具有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美德,来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深信:我们妇女特别关怀我们民族的命运,我们妇女特别担负着民族存亡的责任”。
—抗日战争中妇女救国运动节录
......
“开辟不经-大青山经蛮汗山到晋西北延安而从大青山-到延安第二条地下交通线,是绥远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1939年夏,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通知刘启焕等人到大青山根据地,专门研究建立从大青山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问题。
这条线路共分4段,责成刘启焕负责从大青山到黄河南蓿荄树湾的第一段交通;
第二段是从蓿荄树湾到桃力民;
第三段是从桃力民到乌审旗的三边;
第四段从三边到延安。
前三段均为秘密的地下交通线,第四段即可公开骑马行走。
这条路要比从大青山经蛮汗山到晋西北,再到延安的交通线节省很多路程和时间。刘启焕回到白青尧后,立即着手建立起秘密交通站,从党员中挑选机灵、坚强、可靠、有社会活动经验的雷电云、郭调兵、武福贵、白雄等当交通员,安排抗日救国会骨干马威等当扳船摆渡人。不久,这段地下交通线即告建成。从这条线路,不仅成功护送白如冰、白凌云、杨植霖妻女、陈刚、王国善、李国玺等人以及从延安、晋西北运来的报纸、杂志、书籍、文件等,还在抗战后期,护送了从东北地区来到绥远的党组织人员,使党中央与失去联系很长时间的东北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从绥西大青山山区到黄河畔有100多里路,经过的都是土默川敌占区。通过时,如果由地下交通员或其他可靠人员护送,需伪装得十分巧妙。
1939年秋天,中共绥远妇女民运部长白凌云(白如冰妻子)等人从大青山回延安。白凌云化装成办丧事的样子,穿着一身白色孝衣骑在驴上,由白青尧地下党员白雄在前边牵驴,白雄十多岁的儿子白保达戴着孝帽跟在后边,每当遇到敌人,便显示出十分悲戚的样子。就这样,顺利抵达黄河渡口,安全转到下一站。
一次,雷电云受命从黄河渡口往大青山根据地接送一批机密文件和重要报刊书籍。他化装成一个行商驮夫,赶着驴,驴背上驮着的空心鞍子里装满了文件、书、报纸。正在路上走着,迎面来了日军的汽车队。一群日军跳下车包围上来,端起明晃晃的刺刀要检查。雷电云不慌不忙地与之周旋,同时想着“金蝉脱壳”之计。此时,毛驴受日军惊吓,又踢又叫,而雷电云却硬是拉着它走进包围圈,于是便形成一个僵持局面。日军看着人驴拔河的场面,狂笑着叫好。一个日军拿起枪托向驴头砸去,毛驴犟性大发,腾空而起,把雷电云拽倒在地下。他趁机放开缰绳,惊恐的毛驴飞也似地跑到高粱地里,雷电云向日军出示了良民证、营业证和通行证,日军翘起拇指称赞他是个“大大的良民”,然后蜂拥登车而去。而雷电云从高粱地里找到了那头毛驴,顺利完成了任务。”
1934年6月参加红军,是著名的陕北“十女投(参加)红军”壮举之一,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任清涧妇女部干事,
1936年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长,
1937年中共三边特委妇女部长兼妇女救国会主任,
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在延安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到会讲了话,指出:“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广泛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
1938年5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妇女救国会主任兼中共桃力民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8年11月中共绥远省妇女主任兼妇女救国会主任,1939年3月随中共绥远省委挺进大青山,参加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
1940年3月任中共晋绥边区党委妇女部主任,
1941年11月任中共西北局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兼陕甘宁边区妇联生产部主任,
建国后任北京市东四区法院院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常委、纪检委书记、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副书记,顾问(正局级),
因病于2008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著名的“十女投红军”的故事即是《西行漫记》中的著名“红军十姐妹”。
1934年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部86师对陕北开始了第一次“围剿”,高杰村共产党员白自强、白振纪、白世斌、白巩凡被敌人残忍杀害。
高杰村刘锦如(白振纪的妻子、白明善的侄儿媳妇)、白云帆(白振纪的女儿、白明善的侄孙女)、白烈飞(白明善的女儿)、白爱玉(白茜、白明善的侄女)、白国英、白凌云、白怀英、白凤梧(白锋梧)、白洁(白怀林烈士的女儿)等年轻妇女,不畏世俗压力和白色恐怖,毅然投身革命,集体参加了红军。
“十女”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1岁。在“十女”的影响和带动下,同年清涧还有黄敏、黄光明、白青山(后为白治民夫人)、惠玉秀(后为赵苍璧夫人)、王景云、刘海莲等30多名妇女参加了革命。
“十女”中后来除白守春于1936年夏英勇牺牲,白怀英结婚后脱离革命外,其余“八女”都初心不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八女”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奋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
她们的革命伴侣大都是党和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如白茜的丈夫贾拓夫,白烈飞的丈夫朱敏,白凌云的前夫白如冰,白云帆的丈夫白向银,白凤梧的丈夫张毅忱,刘锦如的丈夫艾楚南……
抗日战争时期“妇救会”是“妇女救国会”的简称。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各地的妇女纷纷组织成立妇救会。妇女救国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照顾伤病员,并以隐蔽的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在爱国救国运动中,她们打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响亮口号,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团结广大妇女,奔走呼号,支援抗战,为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显示了妇女在革命抗战中所发挥的坚强作用。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归绥城(今呼和浩特)不久又占领了包头市,延安中共中央北大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面临日寇入侵,斗争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进行具体、深入的工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中共中央1938年4月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赵通儒、于占彪同志为委员(委员没有具体负责分工)。
1938年5月中央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绥远省敌我形势的发展,认为开展蒙民工作不够,需要蒙、汉民一起动员,共同抗日。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绥蒙工委继续住在张家畔不行,需要进到伊克昭盟内地来领导这场斗争。中共绥蒙工委即到伊盟内地的桃力民。这块地区,汉人较多,人口较密。
中共绥蒙工委的组成人员是:白如冰任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衡同志任组织部长、赵通儒同志任蒙民部长、于占彪同志任军事部长、工委委员:云泽(即乌兰夫同志)、白海凤、孔令甫、刘兴源等同志。
白成铭同志负责青年救国会工作,
白凌云同志负责妇女救国会工作。
中共绥蒙工委对外是以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的外部名义出现。
1938年5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陕北骑兵团组成对外公开宣称的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的三百余人马从乌审旗南边的张家畔出发,经定边、盐池到三段地休整,之后抵达绥远绥蒙桃力民康泊尔庙。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进犯西北之际,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的到来受到了绥蒙桃力民抗日动委会和各界人民的欢迎。
有一个年轻的八路军妇女干部在这支部队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衣着朴素,端庄秀丽,是中共绥蒙工委妇救会主任,叫白绫云。绥蒙工委为了创造桃力民抗日据点,组建了中共桃力民工委,由白凌云与另一名妇女干部阎清芳负责妇救会工作。这两位女同志都来自陕西外地,在这里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两人便按照当地的习惯采取结拜姐妹的形式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妇女中间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妇女解放抗日救亡。反封建,放脚,学文化。结拜姐妹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常在一起串会、学习、唱歌。她们的活动,首先是宣传妇女解放,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当地妇女受旧社会封建礼教影响很深,女孩子要缠脚,妇女要盘发,女人们不能参加社会活动,更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白绫云等妇救会干部们的帮助教导下,拜姐妹们带头剪了发,放了脚。在姐妹们的影响下,更多的妇女接受了新思想。拜姐妹们还组织了识字班,妇女中许多人带头进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乌素加汗妇女她们通过向广大群众和当地的大户捐款,成立了一所小学校,动员贫困人家的孩子进学校学文化。做军鞋,补衣袜,送军粮。拜姐妹们积极宣传抗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她们给八路军缝衣服,拆洗被褥,做军鞋补军袜。她们还到军营为战士们浆洗衣物,为他们做饭。还动员更多的农户捐钱捐物捐粮,将冒着香气的炒米送到抗日战士们中间。当时姐妹们解放后回忆当年的情景还是说,那时候尽管很忙也很累,但干起来觉得很有劲儿,很快乐。
桃力民工委委员白凌云带领阎清芳等女干部深入各村,利用拜姊妹的方法结识了广大妇女,向她们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为了便于妇救会更好地开展工作,她们在各村组建了妇女组。越兆仁、史仙舟的妻子及张云生、刘淑云、高凤英等都是当时妇女组的组长。通过这些妇女组织,发动广大妇女给八路军缝棉背心,做军鞋,拆洗被褥和棉衣。不仅融洽了军民关系,而且促使广大妇女精神焕发。她们手拿针线,个个打心眼儿里高兴,一边缝一边唱:“一针一针快快缝,缝好送到前线去,支援八路打日本。”她们还彼此对唱:“叫哥哥,上前线,要呀要小心”!“叫妹妹,请放心,抗日本,我要把命拼”。白凌云领导的妇救会这个公开的组织,在广大妇女中提倡解放思想,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那时,桃力民地区的广大妇女都会唱放脚歌,“好好一双脚,缠的尖又尖,流血水,筋又烂,脚儿苦连天;缠脚真可怜,走路扶着墙,站下痛又酸,整天起来哭哭啼啼,总是不平安……”。同时,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动员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入学,还在各村为成年妇女办起了识字班。居住在木花稍的张娟莲、李二金、王玉英、王俊子、方候兰、乔香香、杭树花等老者都在那时参加过识字班学习。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广大妇女认识提高了,她们走出了家务圈子,为前线部队加工粮食、炒炒米,给部队运送粮食、草料等,男同志能干的活儿她们也能干起来了。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木凯淖尔李家的童养媳曹桂兰,她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不仅走出家门参加了抗日活动,而且于1940年冬离开家乡,奔向抗日战争的疆场。成为桃力民地区唯一的女八路。 保护地下工作者,国民党军开进了桃力民地区,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拜姐妹们在这段时间内仍然坚持斗阵,暗中保护地下工作者,为革命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1944年,地下工作者云北峰来到了拜姐妹之一的韩云秀家。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946年。在这三年当中,韩云秀不怕担风险,热情接待来来往往的地下工作者。遇到敌人的搜查,她总是想方设法将他们隐蔽起来。韩云秀的家在当时成了当地地下工作者的一一个联络据点。拜姐妹们的地下活动一直坚持到了伊盟解放。
—鄂尔多斯党史资料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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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共中央指示,成立党的中共绥远省委,由白如冰同志任省委书记,白成铭同志任组织部长,武新宇任委员负责宣传与政权建设工作,李井泉委员兼军事部长,于占彪和白凌云同志分别为负责军事部与妇女部工作的同志,省委机关设在绥蒙土默特大青山万家沟。
—中共大青山特委委员李维中中共党史资料节录
党领导下的大青山地区绥蒙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绥远省妇女部与妇女抗日救国会党组织布成立之后即发动妇女参加救亡运动,在绥西、绥中、绥东三地委区域先后成立妇女抗日救国分会与民运部,动员农牧妇女从家庭灶台走出家门,迈向社会,投身抗日救亡民族运动。
1939年3月3日,中共中央妇委发布《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特别指出动员组织农村妇女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必须认清,目前关于兵役问题、生产问题及帮助军队和反对敌寇汉奸等问题的有效解决,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和组织是不可能的”,并明确规定:“应该向广大劳动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中去进行艰苦繁杂的教育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标语口号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其称之为宣传工作的“小形式”。毛泽东对标语口号的评价很高,认为“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动员群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是“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中共绥蒙妇女部在深入了解农牧蒙汉妇女的特点和抓住农牧蒙汉妇女群众的斗争情绪及要求的基础上,运用标语口号有针对性地对妇女群众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政治动员。在“三八”节纪念日,中央妇委发布口号,各根据地妇女组织或直接使用这些口号,或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更为具体的口号和标语,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运作,使标语口号发挥了较强的宣传动员作用。
通过口号增强农牧蒙汉妇女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共识。抗战时期党发布的“三八”节口号注重向农牧蒙日妇女群众传达国家观念、民族解放思想以及妇女群众所担负的民族存亡责任,旨在号召妇女“共同担负起妇女在抗战中间艰巨的任务”。
1939年中,在万家沟召开“三八”节纪念活动,并向大青山妇女同胞发出了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的宣言书:“我们要以我们蒙汉妇女特具的天真热烈的母爱,来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们要以我民族具有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美德,来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深信:我们妇女特别关怀我们民族的命运,我们妇女特别担负着民族存亡的责任”。
—抗日战争中妇女救国运动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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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不经-大青山经蛮汗山到晋西北延安而从大青山-到延安第二条地下交通线,是绥远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1939年夏,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通知刘启焕等人到大青山根据地,专门研究建立从大青山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问题。
这条线路共分4段,责成刘启焕负责从大青山到黄河南蓿荄树湾的第一段交通;
第二段是从蓿荄树湾到桃力民;
第三段是从桃力民到乌审旗的三边;
第四段从三边到延安。
前三段均为秘密的地下交通线,第四段即可公开骑马行走。
这条路要比从大青山经蛮汗山到晋西北,再到延安的交通线节省很多路程和时间。刘启焕回到白青尧后,立即着手建立起秘密交通站,从党员中挑选机灵、坚强、可靠、有社会活动经验的雷电云、郭调兵、武福贵、白雄等当交通员,安排抗日救国会骨干马威等当扳船摆渡人。不久,这段地下交通线即告建成。从这条线路,不仅成功护送白如冰、白凌云、杨植霖妻女、陈刚、王国善、李国玺等人以及从延安、晋西北运来的报纸、杂志、书籍、文件等,还在抗战后期,护送了从东北地区来到绥远的党组织人员,使党中央与失去联系很长时间的东北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从绥西大青山山区到黄河畔有100多里路,经过的都是土默川敌占区。通过时,如果由地下交通员或其他可靠人员护送,需伪装得十分巧妙。
1939年秋天,中共绥远妇女民运部长白凌云(白如冰妻子)等人从大青山回延安。白凌云化装成办丧事的样子,穿着一身白色孝衣骑在驴上,由白青尧地下党员白雄在前边牵驴,白雄十多岁的儿子白保达戴着孝帽跟在后边,每当遇到敌人,便显示出十分悲戚的样子。就这样,顺利抵达黄河渡口,安全转到下一站。
一次,雷电云受命从黄河渡口往大青山根据地接送一批机密文件和重要报刊书籍。他化装成一个行商驮夫,赶着驴,驴背上驮着的空心鞍子里装满了文件、书、报纸。正在路上走着,迎面来了日军的汽车队。一群日军跳下车包围上来,端起明晃晃的刺刀要检查。雷电云不慌不忙地与之周旋,同时想着“金蝉脱壳”之计。此时,毛驴受日军惊吓,又踢又叫,而雷电云却硬是拉着它走进包围圈,于是便形成一个僵持局面。日军看着人驴拔河的场面,狂笑着叫好。一个日军拿起枪托向驴头砸去,毛驴犟性大发,腾空而起,把雷电云拽倒在地下。他趁机放开缰绳,惊恐的毛驴飞也似地跑到高粱地里,雷电云向日军出示了良民证、营业证和通行证,日军翘起拇指称赞他是个“大大的良民”,然后蜂拥登车而去。而雷电云从高粱地里找到了那头毛驴,顺利完成了任务。”
责任编辑: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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