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读书时期是我家最难熬的日子

       今年是清中建校70周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能考上大学，便可以端一个铁饭碗。清中，作为清涧的最高学府，当时教学质量高，师资力量强，成为所有家长和学生向往的学校。
　　我记得，当时我考在了高杰村中学，本来高杰村中学是当时的第二所县办中学，按照区域招生，也很不错。但是清中这个第一学府，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在高二的时候，我们在高杰村上学的几位学习相对较好的同学，参加了清中的插班考试，结果，我也幸运地成为清中生，成为清涧街头的一员。
　　那个时候，二弟刚上高中，三弟上了初中，父亲在解家沟中学教书，本来我们在解家沟上学，既省钱，又省精力，但在母亲的主张下，父母做出了当时应该说最超前、最重要的决定，鼓励我们都上清中，接受最好的教育。于是，我们在城郊东门湾租了一孔可以说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窑洞，从此开启了我们的“城市”生活。
　　说实话，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们全家最艰难、最难熬的时候。一方面，物质压力大，用邻居阿姨的话说，“三个秃头小子，吃死教书老子”，我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本来光景还算不错，毕竟父亲还有一份工资，但是，父亲工资低，全家的衣食住行，哪一个不要钱？母亲当时最怕我们吃零食，因为一吃零食，正顿饭就不够吃了。房东给我们拿来一把蒜苗，母亲看了半天不知道怎吃，最后决定包成饺子，结果我们弟兄吃了个精光，感觉那是世界最好的美味了，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蒜苗就是做饺子馅的。事实上，那个时候穷，只要有点油水，吃什么都香。邻居是城里人，俩口子都有一份固定工作，那可是我们最羡慕的对象，人家的青椒抄肉，那个味道，成为我一生难忘的味道，一生想起就心酸的味道。另一方面，是精神压力大，那个时候，考大学很难，专门为孩子背井离乡的少之又少，有人甚至带着嘲讽的口吻对母亲说，“命苦人走到蜜州不甜”“你现在租房供书，看到时候你再怎样回咱农村”。尽管母亲心里一直认为，我们要受最好的教育，一定能考上大学，走出农村，改变命运，但考大学谈何容易！心里能踏实吗？能安心吗？能没有顾虑吗？真可谓“压力山大”！
　　记得我高考补习以后感觉还是不大自信，为了保险，决定报考技校，结果考了一个第一名，因为报考自愿和不知名状的一些原因，都落空了。我当时还在学校门，不懂得人情世故，父亲老师一个，又没有什么人际关系，但父亲还是拿了点钱，跑在榆林找“关系”，结果找的是他同学，和他一样，分析来分析去毫无办法，印象中父亲急的不知所措，把家里拿的那点钱装在兜里，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裤腿里找到了。我能想象来，父亲当时一定是满头大汗，神情紧张，疲惫不堪，甚至有点恍恍惚惚。
　　我们三兄弟刚到清中的时候，父母还没有租下窑洞，因为三弟年龄偏小，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往往在夜自习的时候去教室外面“查岗”，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几个晚上在教室里居然不见三弟的踪影。于是我赶快找班主任，找科任老师，最后让邻舍的同学监督，总算把三弟的心找了回来。我当时在想，假如弟弟变坏了，我怎么给父母交代哪。尽管三弟后来考了大学，上了研，但本来初中就是“小专”的“一号种子”，结果未能给父母提前“赚到工分”，现在想来还有点后怕。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每当高考的时候，母亲给我们的早点就是一根油条，两个鸡蛋。尽管这点吃喝，但里面包含着父母的全部情感和希望。甚至母亲会悄悄地祷告“神神”，保佑我们金榜题名。所有这些，其实我们儿女看得清清楚楚，心里也明明白白，这是父母的希望，实际上也给了我们无形的压力。好在，两个弟弟都从清中跨进了大学校门，母亲的油条鸡蛋“变现”了。
　　想起了弟兄三人围着一个缝纫机学习的场景；
　　想起了弟兄三人坐在操场吃着三份烩菜、两个白面馒头、一个玉米团子的场景；
　　想起了父亲带着弟兄三人给房东、邻居扫雪、搬煤、挑水的场景；
　　想起了我们名落孙山时父母无奈无助的眼神；
　　想起了我们金榜题名时父母终于走在了人前、挺直腰板的背影……
　　在清中的几年，我们在难熬中成长；
　　在清中的几年，我们在努力中前行；
　　在清中的几年，我们在期盼中拼搏；
　　在清中的几年，我们在卑微中一步步走向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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