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餐桌上的年味变迁（散文）

　　提起过年，首先想到的是伙食的改善，年味的变迁集中表现在寻常百姓家的宴席餐桌上。
　　公元1951年春节前夕，九岁的我亲眼看到南乡翻身农民从杜曲卖了硬柴，办了年货，走在通往太乙宫的马路上。
　　马路两边全是高大的榆树，树皮不完整，据说荒年被人剥过。庄稼人都是光头，刚剃过的和准备剃的。 　　耳朵上架着卷起来的灶爷画像，肩膀上扛的扁担稍上缠着担绳，并且绑着一把蒜苗。
　　胳膊弯挎着淘麦笼，笼子里放着一棵大白菜，大白菜在笼里咕噜滚过来，咕噜滚过去，好像发泄孤独寂寞的情绪。还有的人什么也不买，双手袖着，胳肢窝夹着一张粉帘纸裹着的毛主席像，还有一张红纸。粉帘纸是画窗花用的，红纸是写对联、神字儿用的，毛主席像是当中堂画用的。
　　若注意看，穿的越烂的人，脸上笑容越多。因为村里正土改。解放使人心花怒放。伙食的改善以不挨饿为起点，从人们办的年货可以猜想餐桌上的简单。
　　家里多少有点黄豆，生些豆芽菜，几家合做一个豆腐，十几家合杀一头猪，结果，待客的菜就不外乎四盘：炒萝卜、炒豆芽、炒豆腐、炒粉条，大肉片通常是盖在粉条浮上作为点缀的。喝的是廉价散酒，很辣，但不是勾兑的，那时人们还不会。 　　臊子面是待客的早饭，春节的臊子面是初一早餐的必须。
　　有乡友刘汝舟的打油诗为证：
　　“大年初一吃长面，
　　头一碗先给神来献。
　　剩下的，自己端，
　　一人一老碗。”
　　从此往后，一年比一年吃的好。餐桌上的变化一年一个样。花色品种也在变化。
　　原来，人们把粉条叫“大菜”，粉条一上桌，烧酒换事酒，蛋蛋馍随之上桌。人们待客的菜也增加，从四盘增加到六盘、八盘，最后到十盘、十二盘，和酒席有一拼了。
　　在我的印象里，腐竹是解放后出现在寻常百姓家餐桌最早的食材，接着是海带和咸鸭蛋，再接着是人造肉、花生米、粉蒸肉，往后才有鸡，鸡后面有鱼，鱼的上餐桌，已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学会做鱼和吃鱼，是随着农村承包鱼塘，大量养鱼开始的。做鱼火候难掌握，吃鱼要学会用舌头顶出鱼刺，这是远离湖海的庄稼人的餐桌革命。
　　那年春节去舅家，二舅做了一条较大的鱼，他喝五喊六，要等人到齐了动筷子，要大家评他的手艺，他那举着筷子晃动着手，示意大家先动筷子的神态，很有庄重严肃的仪式感，好像发射火箭前的点火指令。
　　学会了吃鱼，是我们幸福指数的增加，鱼比猪肉营养好。虾比鱼更好，它紧跟着鱼上餐桌。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餐桌在丰富。有一次春节，乡邻酒席上，我们邻居名叫刘保善的厨师，他用筷子指着满桌的种类齐全的菜肴，激动地说：“就看这些菜，咱的先人们都没吃过！”他的话落点，人们跟着议论，都说社会越变越好，共产党领导的好。
　　当然，餐桌的日益丰盛的旅途也有反复，或称低潮、困境，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春节。
　　1959至1961年，春节时仍有肉吃，不多，其它菜蔬更少，萝卜唱了家宴的主角。
　　人们调侃着：“客来了——四盘菜：白萝卜一盘子，红萝卜一盘子，白红萝卜一盘子，红白萝卜一盘子。”
　　还有的说：“俺家四盘菜：洋芋丝儿，洋芋片儿，洋芋块儿，浑豆儿洋芋蛋儿。”
　　早饭吃的是连汤子碎面儿，即宽短面条，里面下着萝卜窄片，跟面条相像。午饭虽称大米饭，掺和着多半萝卜丁儿，又因颜色相近，分不清萝卜丁和大米粒。但肚子不会撒谎，亲戚和朋友坐一起聊天，打嗝儿是萝卜味，放屁也是萝卜味。谁莫笑谁，彼此彼此。 　　斗私批修那年春节，餐桌上菜蔬没多少变化，豆腐、腐竹、豆芽、人造肉、豆丝儿，多数跟黄豆有血缘关系，肉菜不多，却增加了意识形态内容。喝酒搛菜增加了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内容，背不过罚酒，背长语录费时，影响搛菜吃不饱。这是长辈人考验年轻人。
　　好久没吃肉，我筷子起了火。轮到我时，我语速很快：“抓革命促生产”，搛一筷子肉，“为人民服务”，再搛一筷子肉，“诗言志”，又搛一筷子肉。我净捡短的背，很快吃饱了。
　　那时吃饭，窗外广播里播放着革命样板戏，最攒劲的是《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和《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等唱段。一边听戏一边搛菜，就格外吃的多。
　　也有喷饭的时候，李奶奶给李铁梅说：“铁梅，红灯是咱家的传家宝，你贵贱可不敢把它失蹋了！”听的人忍俊不禁。普及样板戏，方言的局限性大。
　　现在，生猛海鲜上了寻常百姓餐桌，鸡鸭鱼虾，鳝鳖鳅蟹，鱿鱼海参，猴头燕窝，也不是生疏食材了。
　　不过，食品安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日本的核废水，跟眼前的海产品有无关系？还有转基因的疑虑。这些事，有北京城里的领导替咱操心，咱只管吃！只管喝！来一瓶杜康，打它个通关！
　　于樵仙居 　　作者简介 　　毋东汉，长安人，省作协会员，1943年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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