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大秦不夜城东风 创中华医药博物院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大量的史料中国医药的发展历史，中医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逐梦本草，传承经典。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明大河中之一支流，以其旺盛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传承不辍，生生不息。为了传承和发扬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建议咸阳市委市政府和陕西中医大学，借咸阳文旅建大秦不夜城之东风，把陕西中医药大学原附院制药厂建一所别有趣味的中华医药博物院，展出中华医药的文明史，发展史，医药始祖，医祖，医圣，药王，及中国名医等简历和医术。促进咸阳旅游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黄帝内经 自然养身 顺应生命规律 中医文化 全民健康
一、三皇奠基了中华医学的根基
中华医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是世界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我们的祖先，在古代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将祖国的传统医药学，既无私地对外广泛传播，又善于吸收外来的医药文化，使之相互渗透，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乃至人类的卫生保健及全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医药起源于陕西，它是最早的中华医药博物院，陕西的秦岭是中药的最好养殖基地，而且品种众多，貭量上呈，使古代医药领先世界。据史料记载：早在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医学萌芽繁衍。
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三皇之一的始祖太昊伏羲氏发明了太极八卦，创立了《伏羲制九针》。相传“伏羲制九针”；是我国最原始的针是石针，名叫“砭”(biān)。可见针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淮南子》中记载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华民族三皇之二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才有了后世的《神农夲草》。中华民族三皇之三的始祖轩辕黄帝，播百谷草木，造福于人类。黄帝曾与岐伯、伯高等谈论医道，后世习称中医为“岐黄之术”，才创立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这是集上古、先秦医学大成的著作，又是中医理论的奠基著作。整理者大概是战国晚期，道家“黄老学派”的精通哲学和医学的学者。全书托名黄帝跟大臣岐伯以及伯高、少俞、少师、雷公等相互问答，研讨养生治病理论，所以人们把中医称为“岐黄之术”。《黄帝内经》包括《灵枢经》与《素问》两部书，今本各分为八十一篇。《素问》的权威版本是唐朝王冰整理、宋朝林亿等校注的版本。
二、周秦完善了中华医学的机构和体系
中华医学传承至周代，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五类医生，说明西周时代医生已经出现分工，各负其责为天下百姓治病。
据说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号称苐一神医的秦爰，首先提出了六气致病因学，并说明了阴，阳，风，雨，晦（夜）明（昼）为六气，并指出六气的变化与疾病的关系，该学说认为：天有六种气候，派生五种气味，表现为五种颜色，实验为五种声音，轻度则生六疾，六疾可分为四个阶段时间，顺序而有五声的节奏，过度则生祸殃，阴过则生寒，阳过则生热，风过则手脚生疾，雨过则生腹疾，夜过则生迷乱之疾，昼过则生心疾，女生属阴而时在夜，如无节制则生内热蛊惑之疾，蛊由淫溺或乱所生。该学说遂之成为，风，寒，湿，暑，燥，火学说，成为中华医药完正理论的重要部分，流传甚广。
《史记·扁鹊列传》介绍了我国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大有成就的著名医学家。扁鹊曾学医于长桑君，不仅精于内科，而且精通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相传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望、闻、问、切四大诊法，尤其擅长望诊和切诊。
据文献记载：秦朝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己达到较高水平，对许多生理病理问题，己有了相当完满的解释，对血液循环与内脏的相互联系，肌体与自然界相互关系，也有了一定认识，它摆脱了神巫之说的影响，把阴阳学说运用到医学最高领域，而达到顺应自然规律的正确途径，而达到长生与延年益寿方面。
当时秦代提出了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神不爽，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于耳为挶为聋，处于目则为蔑为育，处于鼻则为齁为塞，处腹则为胀为痞。处于脚则为瘘为盲。二是预防学思想，就是长也者，非短而续也，毕其敉也。毕数之务，在平去害。就是说长到寿数，达到寿数的办法就是避免危害。又指出：何为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过甚则生害也。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生害也。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悲，五者交接精神则生害矣。三是瘿与水质相关的思想。这就指出：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惬与躄的人。甘水多好与美人。辛水所疽与痤人。苦水所多（鸡胸）与躬人。这一轮揭示了疾病与地理，气象，甚至化学因责都有关系。特别认为瘿的产生流行与水质有关，这在医学史上又是一次进步。
秦代，另外在养生方面也有重大突破，一是要顺应生命规律，指出，有慎之，反而害之者。不达乎生命之情也。又指出：夫死殃残，非自主也，或召之也。寿长亦常亦然。二是认为要节制欲望，指出：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七情六欲，人之害也，故圣人必须适欲。是说生命能夠长久，皆因顺其规律，因此圣人明白，想长寿，必须节制欲望。
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扁鹊，治病有六条原则，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轻身重财二不治，衣食不能适三不治，阴阳病脏器不定四不治，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当初到咸阳，开小儿妇科，曾因秦孝公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他无能为力而感到内疚。他用砭石刮痧之法，为秦武王治好面疾。他看到秦国人个个精神饱满，红光满面的原因是非常重视营养，并常用生地黄凉血清血去火，用熟地黄，枸杞，山茱萸补肾精，安五脏，和血脉，润肌肤，宁魂魄，补元气，固元精，壮元神，填精髓，增体力，抗衰老，有延年增寿的功効。 扁鹊又发明，把白糖炸熬制成红糖，并用红糖温而补之，温而通之，温而散气，补气补血，促脾暖胃，暖中止痛，活血化瘀，利尿祛瘀，对贫血治疗有很好疗效。用白糖消毒杀菌，清洗伤口，用白糖蒸鸡蛋治疗慢性气管炎，咳嗽，润肺生津。另外，秦代许福发现石斛，海参，薤白，芋头养生治病。李斯发现秦椒也成了治病的良药。
三、汉代以后各代都有名医完善了中医的医学宝库
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的桂技汤，大小青龙汤，玄麦止嗽汤，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对后世中医临床治疗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医的灵魂。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回顾古代中外医药交流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医药来源背景不同，但依然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医药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各个文明产生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发展，必将携手造福人类。
针灸鼻祖皇甫泌46岁得了风痺症后，在细心攻读医学，他在《针灸甲乙经》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生化之机。自然界万物万象，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从四时气候来说，有春、夏、秋、冬四气，从自然来说有风、雨、雷、电等气，气是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中说“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结合，产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着形体的完备，也相应地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所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随着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针灸甲乙经》，共10卷，128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654个（包括单穴48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
我国传统医药在不断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善于吸收外来医药文化，通过包容吸收，实现本土化，丰富和发展了本土医药学。我国开始接受外来药物的输入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而有确切文献记录的则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中亚多国带回了葡萄、红蓝花、胡桃、大蒜等可供药用的植物，开启了我国引进外来药物的历史。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佛教医方明经书相继被翻译为中文。同一时期，朝鲜和东南亚的药物和医术也不断传入中国，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就分别收录了来自朝鲜的人参、五味子、昆布、细辛等味和来自东南亚的石硫磺、槟榔、白兔藿、犀角等药物。
中华医药到隋唐鼎盛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孙思邈所著《千金方》、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唐“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医药学校；唐五代时期，西域来华商人络绎不绝，带来不少当地产的药材。公元651—798年，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达4000余艘。到五代时，甚至有以“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苓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廓”的记载，来形容从波斯、大食等国传入的香药数量之巨。唐郑虔搜集西域等地传来的药物，撰写《胡本草》7卷；五代时，汉化波斯人李珣又著《海药本草》6卷，专门介绍外来药物。这两本书对我国本草学起到了重要的丰富作用。
宋金元时期，出现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同源不同流，在病机理论和辨证施治等方面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学术争鸣；明代李时珍撰《本草纲目》，“编取神农以下诸家本草，荟稡成书，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筑起世界医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我国和世界药 物学及相关学科学术的发展贡献巨大。
我国辽宋夏金时期，我国与邻国的医药交流更加频繁。宋神宗元年，高丽王患病，遣使来宋朝请医，宋朝派翰林医官到高丽，并带去医药百余种。宋元时期，通过中东医圣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等，中国医药知识被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阿拉伯商人还通过商贸将人参、茯苓、附子、朱砂、牛黄等60多种中药材转运到欧洲多国。明朝初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南洋和西洋，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东非、红海，与沿途各国开展医学交流。
四、中药是攻克瘟疫的克星
明末崇祯十四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患者甚多，十户九死。医家吴有性深入疫区，潜心研究，推究病源，终成《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贵在预防，并创制“三消饮”“达原饮”等方剂治疗。吴氏“温疫学说”早于欧洲200年创立和发展，是世界传染病医学史上一个伟大创举。
清乾隆年代以后，温病学（温病是感受四时不同温热病毒所引起的多种急性病的总称，包含瘟疫）发展至鼎盛阶段，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著名医家在继承吴有性温病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温病学理论，使中医学面对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得到另辟蹊径的创新发展。
天花是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在与天花长期不懈的斗争中，中国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来抵御这一病毒，在生物学和病毒学尚未形成学科的时代，这种基于经验的干预术挽救了大量病患的生命。据成书于1741年的张琰所著《种痘新书》记载，人痘接种术使当时天花30%以上的病死率降到了2%以下。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疫苗接种。17世纪60年代，人痘接种术通过希尔加西亚地区传至君士坦丁堡。有确切的记载称，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百余年，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为人类预防和控制天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外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我国的医书、药物、医术在清代传至朝鲜、越南、日本、印度、阿拉伯及欧洲多国。中医理论、药物、脉学、针灸等书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传播，促进了世界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中华医药最出名的始祖，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六气祖师医和，医学鼻祖扁鹊，医圣张仲景，针灸鼻祖皇甫谧，外科鼻祖华佗，医神李虔纵，第一善医司马郎，颐养创始甄，看病为官崔知悌，疾病症候巢元方，宫迋医师张文仲，七经八脉滑寿，小仙翁葛洪，攻下派始张从正，尚药太医靳煌，唐代御医韦兹藏，医药上官张宝藏，以医行孝王焘，药仙李时珍，药王孙思邈，晋丹阳郡句容，儿科之圣钱乙，温病学派叶天士，慈阴创始朱震享，建安神医董奉，中国古代四大女名医，张小娘，义灼，鲍姑，谈允贤，神医秦爰等。
中国古代中药发展从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
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
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
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郁的中药制药技术。
五、咸阳应该创建中华医药博物院
回顾古代中外医药交流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医药来源背景不同，但依然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创建健康中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医药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各个文明产生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发展，必将携手造福人类。
我们建议咸阳市委市政府和陕西中医大学，借咸阳文旅建大秦不夜城之东风，把陕西中医药大学原附院制药厂建一所别有趣味的中华医药博物院，展出中华医药的文明史，发展史，医药始祖，医祖、医圣、药王及中国名医等简历和医术，展出医药名方、单方、应用方、经验方及中药标本馆，人体构造解刨馆和现代名医养生健康知识，让人们了解中华医药文明史，文化史，让人们懂得一些简易制病方法和怎样预防疾病知识，及有关卫生知识、科技知识，为健康中国和全民健康贡献出咸阳人智慧、魅力和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借此，为了促进咸阳中心城区嘉惠商场的繁荣，在嘉惠商场恢复古嘉会堡的河伯庙，禹王庙和华佗药王庙，同中华医药博物院一起，为咸阳的文旅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黄帝内经 自然养身 顺应生命规律 中医文化 全民健康
中华医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是世界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我们的祖先，在古代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将祖国的传统医药学，既无私地对外广泛传播，又善于吸收外来的医药文化，使之相互渗透，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乃至人类的卫生保健及全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医药起源于陕西，它是最早的中华医药博物院，陕西的秦岭是中药的最好养殖基地，而且品种众多，貭量上呈，使古代医药领先世界。据史料记载：早在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医学萌芽繁衍。
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三皇之一的始祖太昊伏羲氏发明了太极八卦，创立了《伏羲制九针》。相传“伏羲制九针”；是我国最原始的针是石针，名叫“砭”(biān)。可见针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淮南子》中记载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华民族三皇之二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才有了后世的《神农夲草》。中华民族三皇之三的始祖轩辕黄帝，播百谷草木，造福于人类。黄帝曾与岐伯、伯高等谈论医道，后世习称中医为“岐黄之术”，才创立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这是集上古、先秦医学大成的著作，又是中医理论的奠基著作。整理者大概是战国晚期，道家“黄老学派”的精通哲学和医学的学者。全书托名黄帝跟大臣岐伯以及伯高、少俞、少师、雷公等相互问答，研讨养生治病理论，所以人们把中医称为“岐黄之术”。《黄帝内经》包括《灵枢经》与《素问》两部书，今本各分为八十一篇。《素问》的权威版本是唐朝王冰整理、宋朝林亿等校注的版本。
二、周秦完善了中华医学的机构和体系
中华医学传承至周代，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五类医生，说明西周时代医生已经出现分工，各负其责为天下百姓治病。
据说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号称苐一神医的秦爰，首先提出了六气致病因学，并说明了阴，阳，风，雨，晦（夜）明（昼）为六气，并指出六气的变化与疾病的关系，该学说认为：天有六种气候，派生五种气味，表现为五种颜色，实验为五种声音，轻度则生六疾，六疾可分为四个阶段时间，顺序而有五声的节奏，过度则生祸殃，阴过则生寒，阳过则生热，风过则手脚生疾，雨过则生腹疾，夜过则生迷乱之疾，昼过则生心疾，女生属阴而时在夜，如无节制则生内热蛊惑之疾，蛊由淫溺或乱所生。该学说遂之成为，风，寒，湿，暑，燥，火学说，成为中华医药完正理论的重要部分，流传甚广。
《史记·扁鹊列传》介绍了我国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大有成就的著名医学家。扁鹊曾学医于长桑君，不仅精于内科，而且精通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相传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望、闻、问、切四大诊法，尤其擅长望诊和切诊。
据文献记载：秦朝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己达到较高水平，对许多生理病理问题，己有了相当完满的解释，对血液循环与内脏的相互联系，肌体与自然界相互关系，也有了一定认识，它摆脱了神巫之说的影响，把阴阳学说运用到医学最高领域，而达到顺应自然规律的正确途径，而达到长生与延年益寿方面。
当时秦代提出了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神不爽，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于耳为挶为聋，处于目则为蔑为育，处于鼻则为齁为塞，处腹则为胀为痞。处于脚则为瘘为盲。二是预防学思想，就是长也者，非短而续也，毕其敉也。毕数之务，在平去害。就是说长到寿数，达到寿数的办法就是避免危害。又指出：何为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过甚则生害也。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生害也。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悲，五者交接精神则生害矣。三是瘿与水质相关的思想。这就指出：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惬与躄的人。甘水多好与美人。辛水所疽与痤人。苦水所多（鸡胸）与躬人。这一轮揭示了疾病与地理，气象，甚至化学因责都有关系。特别认为瘿的产生流行与水质有关，这在医学史上又是一次进步。
秦代，另外在养生方面也有重大突破，一是要顺应生命规律，指出，有慎之，反而害之者。不达乎生命之情也。又指出：夫死殃残，非自主也，或召之也。寿长亦常亦然。二是认为要节制欲望，指出：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七情六欲，人之害也，故圣人必须适欲。是说生命能夠长久，皆因顺其规律，因此圣人明白，想长寿，必须节制欲望。
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扁鹊，治病有六条原则，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轻身重财二不治，衣食不能适三不治，阴阳病脏器不定四不治，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当初到咸阳，开小儿妇科，曾因秦孝公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他无能为力而感到内疚。他用砭石刮痧之法，为秦武王治好面疾。他看到秦国人个个精神饱满，红光满面的原因是非常重视营养，并常用生地黄凉血清血去火，用熟地黄，枸杞，山茱萸补肾精，安五脏，和血脉，润肌肤，宁魂魄，补元气，固元精，壮元神，填精髓，增体力，抗衰老，有延年增寿的功効。 扁鹊又发明，把白糖炸熬制成红糖，并用红糖温而补之，温而通之，温而散气，补气补血，促脾暖胃，暖中止痛，活血化瘀，利尿祛瘀，对贫血治疗有很好疗效。用白糖消毒杀菌，清洗伤口，用白糖蒸鸡蛋治疗慢性气管炎，咳嗽，润肺生津。另外，秦代许福发现石斛，海参，薤白，芋头养生治病。李斯发现秦椒也成了治病的良药。
三、汉代以后各代都有名医完善了中医的医学宝库
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的桂技汤，大小青龙汤，玄麦止嗽汤，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对后世中医临床治疗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医的灵魂。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回顾古代中外医药交流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医药来源背景不同，但依然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医药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各个文明产生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发展，必将携手造福人类。
针灸鼻祖皇甫泌46岁得了风痺症后，在细心攻读医学，他在《针灸甲乙经》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生化之机。自然界万物万象，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从四时气候来说，有春、夏、秋、冬四气，从自然来说有风、雨、雷、电等气，气是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中说“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结合，产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着形体的完备，也相应地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所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随着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针灸甲乙经》，共10卷，128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654个（包括单穴48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
我国传统医药在不断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善于吸收外来医药文化，通过包容吸收，实现本土化，丰富和发展了本土医药学。我国开始接受外来药物的输入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而有确切文献记录的则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中亚多国带回了葡萄、红蓝花、胡桃、大蒜等可供药用的植物，开启了我国引进外来药物的历史。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佛教医方明经书相继被翻译为中文。同一时期，朝鲜和东南亚的药物和医术也不断传入中国，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就分别收录了来自朝鲜的人参、五味子、昆布、细辛等味和来自东南亚的石硫磺、槟榔、白兔藿、犀角等药物。
中华医药到隋唐鼎盛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孙思邈所著《千金方》、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唐“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医药学校；唐五代时期，西域来华商人络绎不绝，带来不少当地产的药材。公元651—798年，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达4000余艘。到五代时，甚至有以“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苓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廓”的记载，来形容从波斯、大食等国传入的香药数量之巨。唐郑虔搜集西域等地传来的药物，撰写《胡本草》7卷；五代时，汉化波斯人李珣又著《海药本草》6卷，专门介绍外来药物。这两本书对我国本草学起到了重要的丰富作用。
宋金元时期，出现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同源不同流，在病机理论和辨证施治等方面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学术争鸣；明代李时珍撰《本草纲目》，“编取神农以下诸家本草，荟稡成书，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筑起世界医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我国和世界药 物学及相关学科学术的发展贡献巨大。
我国辽宋夏金时期，我国与邻国的医药交流更加频繁。宋神宗元年，高丽王患病，遣使来宋朝请医，宋朝派翰林医官到高丽，并带去医药百余种。宋元时期，通过中东医圣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等，中国医药知识被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阿拉伯商人还通过商贸将人参、茯苓、附子、朱砂、牛黄等60多种中药材转运到欧洲多国。明朝初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南洋和西洋，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东非、红海，与沿途各国开展医学交流。
四、中药是攻克瘟疫的克星
明末崇祯十四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患者甚多，十户九死。医家吴有性深入疫区，潜心研究，推究病源，终成《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贵在预防，并创制“三消饮”“达原饮”等方剂治疗。吴氏“温疫学说”早于欧洲200年创立和发展，是世界传染病医学史上一个伟大创举。
清乾隆年代以后，温病学（温病是感受四时不同温热病毒所引起的多种急性病的总称，包含瘟疫）发展至鼎盛阶段，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著名医家在继承吴有性温病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温病学理论，使中医学面对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得到另辟蹊径的创新发展。
天花是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在与天花长期不懈的斗争中，中国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来抵御这一病毒，在生物学和病毒学尚未形成学科的时代，这种基于经验的干预术挽救了大量病患的生命。据成书于1741年的张琰所著《种痘新书》记载，人痘接种术使当时天花30%以上的病死率降到了2%以下。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疫苗接种。17世纪60年代，人痘接种术通过希尔加西亚地区传至君士坦丁堡。有确切的记载称，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百余年，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为人类预防和控制天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外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我国的医书、药物、医术在清代传至朝鲜、越南、日本、印度、阿拉伯及欧洲多国。中医理论、药物、脉学、针灸等书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传播，促进了世界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中华医药最出名的始祖，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六气祖师医和，医学鼻祖扁鹊，医圣张仲景，针灸鼻祖皇甫谧，外科鼻祖华佗，医神李虔纵，第一善医司马郎，颐养创始甄，看病为官崔知悌，疾病症候巢元方，宫迋医师张文仲，七经八脉滑寿，小仙翁葛洪，攻下派始张从正，尚药太医靳煌，唐代御医韦兹藏，医药上官张宝藏，以医行孝王焘，药仙李时珍，药王孙思邈，晋丹阳郡句容，儿科之圣钱乙，温病学派叶天士，慈阴创始朱震享，建安神医董奉，中国古代四大女名医，张小娘，义灼，鲍姑，谈允贤，神医秦爰等。
中国古代中药发展从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
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
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
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郁的中药制药技术。
五、咸阳应该创建中华医药博物院
回顾古代中外医药交流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医药来源背景不同，但依然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创建健康中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医药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各个文明产生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发展，必将携手造福人类。
我们建议咸阳市委市政府和陕西中医大学，借咸阳文旅建大秦不夜城之东风，把陕西中医药大学原附院制药厂建一所别有趣味的中华医药博物院，展出中华医药的文明史，发展史，医药始祖，医祖、医圣、药王及中国名医等简历和医术，展出医药名方、单方、应用方、经验方及中药标本馆，人体构造解刨馆和现代名医养生健康知识，让人们了解中华医药文明史，文化史，让人们懂得一些简易制病方法和怎样预防疾病知识，及有关卫生知识、科技知识，为健康中国和全民健康贡献出咸阳人智慧、魅力和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借此，为了促进咸阳中心城区嘉惠商场的繁荣，在嘉惠商场恢复古嘉会堡的河伯庙，禹王庙和华佗药王庙，同中华医药博物院一起，为咸阳的文旅发展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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