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清华园日记》3学问之趣：旁听来的学术启蒙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对自己的人生志业有过很多设想，基本指向学术研究。在1933年8月的日记中，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反复思考与斟酌，列了3个将来可选择的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或“印度文学及Sanskrit[梵文]”，“三者之一，必定要认真干一下”。他始终认为，“中学是培养职业人才的地方，大学是培养研究人才的地方”，如果大学毕业“不能继续研究，比中学毕业还难堪”。
　　事实上，当时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推行的是博雅教育而非研究型教育。吴宓在1926年代理系主任时就曾对其培养目标有明确说明：“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得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熟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吴宓：《本校西洋文学系课程总则及说明》）吴宓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本科教育中注重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只有到了研究院阶段，才会更加专注于学术能力的培养。
　　因此，一直认为大学应培养学生学术专业能力的季羡林，潜意识中有很强的对研究型课程的期待，对清华大学外文系偏重零起点语言教育和博雅教育的方向，当然不免失望，经常抱怨教授们没有科研专著，也不讲研究方法，觉得自己每天在各种课程中疲于奔命。
　　也许正因为季羡林对大学课程潜在的“学术”期待，本科4年，他的兴趣不在那些重博雅人文教育的必修课，最推崇的却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后来认为，这两门课对他一生的志业选择和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尤其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可以说是他一生志业选择的起点。
　　陈寅恪自幼家学渊博，国学功底深厚。曾在10年间游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名校，研习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蒙古、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在历史、文学、语言学等方面造诣颇深，1925年回国后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不过，在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的1930年，国学研究院已经停办，陈寅恪此时转到历史系继续任教。
　　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仍是延续国学研究院的上课思路，属于典型的研究型课程。季羡林虽然是旁听生，但十分认真，专门去城里的寺庙购买了课本《六祖坛经》。陈寅恪讲课，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越剥越细，愈剥愈深，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科研方法，仿佛点燃一盏学术之灯，照亮了季羡林的心路：“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心底一直有朦胧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渴望，但在本科必修课中始终没有找到路径。在陈寅恪的课上，终于有了“朝闻道”的豁然开朗。虽然他当时只是一个旁听生，从来没有专门跟陈寅恪教授交流和请教过，但他终生敬仰陈寅恪师，后来从事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的研究，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季羡林本科阶段深受西方人文主义博雅教育熏陶，英文水平也有了质的提高。同时，他还选修了德文、法文、俄文、希腊文、梵文等多门语言课程。虽然他对这些语种掌握的程度不同，有些只是浅尝辄止，但是4年的不断积累，对他未来建立多语种的学术视野相当重要。而陈寅恪、朱光潜两位老师在研究方法和志业方向上的启蒙，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照亮了他的学术之路。        作者简介
       杨天舒，女，1976年生，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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