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街的通济坊

　　一、通济坊渊源
　　通济坊位于西安北大街中段东侧，包括东通新民街的通济中坊、南坊、北坊三条东西巷，占地约32000平方米。为今新城区地界。
　　通济坊北大街对面是二府街，一东一西处于一条线上，这条线应该是唐太极宫城南墙遗址。再往西是红埠街，在莲湖公园南边，则据考为太极宫承天门所在。
　　在唐长安城中，也曾经有过一个“通济坊”。不过，此“通济坊”非彼“通济坊”。隋唐通济坊位于长安城的最南端，在启夏门内东侧，大约在今陕西师范大学一带，而30年代在北大街旁新建的通济坊，虽然位于当时的皇城之内，但两个相差千年以上的通济坊其实并没有什么渊源。
　　据《明清西安词典》记载，通济南坊清代曾叫南大院巷，通济中坊曾叫北大院巷，北坊曾叫南祁毛巷。
　　1967年，通济中坊改名为灭资中巷，南北两坊分别改名灭资南巷和灭资北巷。1972年，三条街道恢复了通济坊的原名。
　　通济坊曾是当时西安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聚集的高档住宅区之一，为三条东西走向的街巷，由数十个典型北方四合院组成，四合院均由统一样式的门房、厦房、上房、前院后院组成，房屋均为砖混结构、格子门，街巷道路宽阔，以方位而分别命名为南、中、北三坊，是一个规划整齐的集合民宅区。其中通济南坊的四合院较大，质量也最好，抗战期间几个院子曾遭日军轰炸毁坏。通济北坊地势较低，只有靠北边有一排四合院。三坊在中坊的中部十字相通，十字四角分别建有四座别致的欧式三层小洋楼，中心曾有一公用水井，可惜井水苦涩。通济南坊、北坊西端不通，通济中坊临北大街建有通济坊大楼，大楼中部一层有一条宽阔的通道，可由新民街直通北大街。 　　民国初年，通济坊这段比较荒凉，附近是苗圃，20世纪30年代陇海线火车通西安后，北大街才有西安首个钢筋水泥大厦，即通济中坊临北大街处建的一座四层西式洋楼，即通济坊大楼，当时是北大街最高建筑，曾可以与钟楼相媲美，为当时西安市著名建筑，也是西安最早的西式大楼。该楼房13间宽、东西向，以驻有西北通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名而命名为“通济坊”，同时大楼上镌有“通济坊”三个大字，为陕西著名文化大家阎甘园先生亲笔书写。
　　阎甘园先生是陕西近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还是一位享誉全国的书画大家，连当时西北军阀冯玉祥都拜他为师，西安城墙南门“永宁门”三个字，就是阎甘园题写的。他创办了陕西有史以来第一家报纸《广通报》，还是文物古玩、收藏界的一流行家。他办学校、建剧院、演话剧，一生所干大事，件件不凡，皆开陕西风气之先。最值得一说的是，1924年7月，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期间，曾亲自登门拜访阎甘园先生，参观其收藏的金石字画，互赠礼品记念，鲁迅称阎甘园为“炎夏遇知己，可算同路人。”
　　创办西北通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是冯钦哉。上世纪30年代，由于天灾人祸，西安经济萧条，土地价格一落千丈成了白菜价。时任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冯钦哉多方募集资金，组建起西北通济信托公司，私人股份制信托投资企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6月领得营业执照，二十五年（1936）元月正式开业。初开业集资500股，每股500元。以十七路军冯钦哉认股最多，占到半数。开业当年盈利7万元转为资本，二十九年（1940)11月股本全部收足。三十二年(1943)7月增资为50万元。三十四年（1945)10月增资为250万元。从事存、放、汇金融业务，以投资房地产为主。
　　冯钦哉的通济公司地址在粉巷今西安市第一医院处。这个通济公司在西安开发经营了不少房产事业，在西安市区兴建的住宅和商业用房有通济坊商业大楼1座、住宅楼4座，玄风桥花园式住宅3院，仁寿里等7条街平房住宅130多院，东大街等商业楼房20多座、平房120多间。
　　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其在东南城区金家巷（今建国三巷处）开发的一处别墅院落和房产（后来成为张学良公馆），还有南大街上的西京国货公司大楼。
　　值得具体详说的是“仁寿里”，就是现在建国三巷至建国六巷这一带。这一带曾经全是建筑考究、门楼阔气、典雅幽深的四合院，民国时期曾住过不少党政高官，如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和第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著名抗日将领，因参加血战台儿庄而闻名中外的孙连仲等。所以这里一段时间晚上专门有警察巡逻。
　　30年代初，是冯钦哉在经济上最活跃的时期，他还在西安创办裕泰纱厂；在泾阳、眉县等地办有磨房、中药房、杂货店、食品店等小企业；在成都、咸阳设有办事处，和京、津、沪有通汇关系。抗战胜利后，还曾以通济堂名义大做黄金、银元、棉纱、棉布、卷烟、食糖等生意。 　　冯钦哉（1889—1963），原名敬桂，又名精一，后改名敬业。山西万泉（今属万荣）南薛朝村人。1889年4月11日出生。宣统元年（1909）加入中国同盟会。毕业于太原山西优级师范学堂。为杨虎城部前期重要将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二级陆军上将。1914年2月组织了江北元帅府，6月在包头起义，发动讨袁战争，拜谒孙中山，冯钦哉讨伐袁世凯的正义之举，被孙中山先生所看重。接着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杨虎城部第十军第一师师长，作为主力长途奔袭驻马店，予唐生智军以毁灭性打击；中原大战攻打洛阳等战役，英勇善战，被杨虎城倚为主力。西安事变时，拒绝杨虎城“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的命令，向国民政府作出“一不作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学良），三不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
　　冯钦哉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在军事上是个将才，参加保定战役和娘子关战役、中条山战役，在此期间，与朱德、彭德怀等过从甚密，与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协同作战，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但冯钦哉出道之初，因处世耿直执拗，粗豪欠思，又性暴如火，常与同事生龃龉。他幼年时就曾一怒之下，将庙里佛像的琉璃珠眼睛抠出来，弄得全家惶惶不安，不得不将其撵出家门。“九一八”事变后，冯力主抗日，曾因是否出省打仗呛声蒋介石，劝说冯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全大会，蒋介石问他平定甘肃叛乱情况，他在回答末了带了一句：“打下来也是丢人！”蒋不解，他却甩出一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你不开兵打日本人，反而打甘肃的老百姓。”一下把老蒋弄得很尬尴。
　　解放战争期间，冯钦哉支持北平和平解放，曾奉命赴绥远包头接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谈判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促成顺利达成和平协议，并任北平和平起义副总司令。
　　解放后，其同窗好友南汉宸曾给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写信说：钦哉头脑简单，是一个粗人。实际上，冯钦哉粗中有细，或称外憨内诡，绝对是一位经济上的高人。山西人嘛！天生就是商人的料子，骨子里流淌着晋商的血液，从他运作通济公司可见一斑。他还爱好艺术，从青年时代开始生活在陕西，其口语也兼秦晋两声，且酷爱陕西地方戏秦腔，并创办了“牖民社”秦腔剧团。另外，他还爱好书法，虽然成就不高，但他爱之入迷。可能因了他的公馆在书院门三学街，与书法宝库碑林比邻而居。
　　文友王永生的父亲王子谦参与过通济坊大楼的建设。永生在《从通济坊说起》一文中回忆：“父亲王子谦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振兴裕中药铺进入通济公司，不久通济坊大楼就开始筹建，父亲被公司派往北大街通济坊大楼建设工地负责工程材料管理收发工作。建造通济坊大楼的所有建筑材料都是从各地精挑细选统一采购，就连门窗用的木材也都是从东北运来的红松，经烘干处理永不变形，件件建材价格昂贵来之不易，容不得半点懈怠，父亲从早到晚，吃住工地，精心料理，忙个不停。通济坊大楼从筹划奠基到竣工验收，父亲历经了那个年代西安这座最高楼房的建设全过程，为这座大楼的兴建洒下辛勤的汗水。”
　　西北通济信托公司，二十五年（1936）元月正式开业。董事长先后为陈祥生、王仲和，监事长为冯钦哉。阎干卿初任总经理，1945年4月改由韩文卿接任。但也有资料说董事长为冯钦哉。其实不管是董事长，还是监事长，通济公司是冯说了算，因他是占股过半数的大股东呀！
　　冯钦哉知人善用，尊重人才，通济公司总经理阎干卿，还有副经理张振华都是西安城生意场上能谋善断的老资格掌柜，又有协理、襄理两位大驾辅佐，再加上公司招募的员工不是从西安各字号闯出来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是善于经营的高手，个顶个的精明能干，可谓“通济，通济，人才济济。” 　　通济坊开发同时，公司给四家股东每位各盖了一座西式小洋楼，小楼呈拐角“「”型，四座小楼分别座落在坊中十字路口四角，大门相对互望，盖有上下三层，两层地面，下面一层是半地下室，所有房子全铺满漆明发亮实木地板，木制上下楼梯坚固华丽，小楼建造极尽奢华而又实用。解放后这几座小楼收归国有后成为职工住宅，每座小楼竟然可以安排三十户人家居住，足见小楼当年的豪华。
　　但昔日曾辉煌一时的通济坊大楼，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大街拓宽时，遭遇到建设性的破坏。通济坊三层大楼被夷为平地，笔者最近路过通济坊大楼原址，发现这里还是乱七八遭的低矮楼房，与周边的大厦高楼形成鲜明对照。让人不胜今昔之感！这座见证了解放前后六十年风雨历程的昔日西安市最高的楼房，如今留给我们老一辈西安人的，只剩下无尽的遗憾、叹息和深深的怀念。 　　二、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祥地
　　抗战期间通济坊曾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是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奉令迁陕合组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的三个校区之一，也是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奉令迁陕后的首个落脚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策划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沦陷，日本军国主义同时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征服，北平、天津一带大中小学校，行将尽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为保护撤退中华教育资源和文化精英成为当时的抗日国家战略，8月，教育部先后下令沦陷区学校撤退的命令，令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由于西安尚未有较大的办学场所，西安临时大学分三处办学，西安临时大学校本部设在西大街城隍庙后街4号，为第一院；第二院设在城外西南角与东北大学（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同处；第三院就设在北大街通济坊，由北平大学医学院、法商学院三系（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农学院三系（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教育系、生物系、地理学系等租赁通济坊楼房办学，部分教职工也在通济坊内的四合院租房居住。办学之初，缺少图书仪器教具，没有图书馆，没有体育场，西安临时大学完全处于一种战时流亡教育艰难的环境中，但师生们不忘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教学为抗战服务，以各种形式，到农场、企业、矿山调研社会，请名人学者举办讲座，积极学习抗战与国防特殊知识与技术，医学院缺少实验室和标本，授课之余则开展医疗服务，为民众诊病，进行临床教学，并组成抗日医疗宣传队到宝鸡汉中宣传抗日。
　　1938年3月，日军由山西临汾进逼风陵渡，同时西安开始遭日机轰炸。3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命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向汉中撤退。1938年3月18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撤离西安，设在通济坊的第三分院的各院系同时随校迁往汉中，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汉中抗战办学历程。在此之前，西安包括整个西北，没有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现代高等教育学府，西安临时大学的创建开中国大西北高等教育先河，之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再分立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由此奠定了如今陕西乃至大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西安与北京、上海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中心之一。而通济坊则可以看做是西北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祥地之一。
　　在抗战至为艰苦的岁月里，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完成了西北高等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的奠基，先后变称发展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医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成为西北现代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的基地和领军团队，带动和引领了大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进程。1946年8月，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由汉中迁回西安，扎根于毗邻通济坊的崇礼路，即现在的西五路。1956年医学院迁南郊，即今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仍留原地，即今日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仍与通济坊——北平大学医学院迁陕的首个落脚地相守相望。
　　三、百乐饭店
　　1938年3月18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撤离西安，通济大楼就空闲了下来。这时被一个叫蒋自明的商人征得通济信托公司同意，租赁下空闲着的通济大楼，集资合股开设了百乐饭店。底层北侧为中餐厅，南侧为西餐厅；二和三是旅馆部。蒋自明曾在法国、香港、上海当过厨师，见过世面，为人慷慨仗义，且善于经营，尤其是厨艺精湛，中西餐皆擅。
　　所以百乐饭店中、西餐厅的桌凳、家具，旅馆部的床铺、摆设，均是按照西洋式样制作，而且由蒋自明亲自监督制作。饭店内外典雅大方，别致新颖。一开业就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许多人喜庆筵席及官方宴请宾客，都以能在百乐饭店举行而引为荣耀。 　　其实蒋自明是一位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而莲湖食堂则是西安事变前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创办、杨虎城的秘书、中共党员宋绮云等策划筹办的。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站和情报机关。
　　蒋自明（1896——1946），原名蒋诚道，江苏省铜山县人。辛亥革命前夕，15岁的蒋自明离家到上海、青岛打工、卖苦力、混日子，在西餐馆、饭店当过厨师，也在食品厂做过工人，1917年赴法国浪迹生涯，蒋在轮船上当过水手，在法国人家中当过厨师。度过了近3年，他不仅掌握了做西餐、点心、面包，而且学习了西方的经营管理方法。蒋自明于1919年回国，在徐州当厨师。1926年，30岁的他与徐州友人共同筹建了“徐州食品店”，由蒋自明任经理。事业有所发达后，人们尊称他为“蒋老板”，因他鼻子大，有的就亲切地叫他“蒋大鼻子”，更有照相馆以在自己的橱窗里挂上蒋自明的照片为荣。可是这个生意兴旺的食品店，日后却逐渐变成了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站，这位大名鼎鼎的蒋老板也很快变成了忠心耿耿的革命者。
　　有撰写蒋自明的文章题目是《隐蔽战线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传奇人生》这说明蒋不是中共党员。实际情况是蒋自明曾多次提出希望能加人中国共产党，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徐彬如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曾多次研究过，按条件早该吸收你入党。只是以你当前的工作来看，你的接触面广泛，极易暴露。为了保护党的工作，也考虑到你本人的安全，你留在党外更为有利，所以暂不解决你的入党问题。组织上对你是充分相信的，为了党的利益，相信你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态度，服从这一决定。”蒋自明当即服从，表示一定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38年，蒋自明曾迫切要求到延安去，林伯渠亦打算把他安排在边区政府，发挥他善搞经济建设工作的特长。但党中央认为，蒋自明留在白区工作发挥作用更大，中央有关同志评价说：“像他这样的人仍留在西安较合适。”后经请示毛泽东主席，蒋自明仍被留在了西安。蒋自明以大局为重，安心在西安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其中也包括秘密情报工作。
　　蒋老板是个全才，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而且较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很有功力的颜体、汉隶、章草和魏笔。
　　尤其当厨师是把好手，更长于西餐，他掌勺制作的拿手好菜有“火山冰淇淋”“活鱼汤”“法式牛肉饼”“德式牛排”等。 　　他来西安参与办莲湖自食堂，是应宋绮云之请。1932年前后，宋绮云等觉得在西安建立一个以办食堂作掩护的秘密联络点，对开展西安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工作十分必要，宋认为蒋自明是负责这一联络点的最合适人选，因为当年宋绮云常在蒋自明创办的徐州食品店落脚。于是，由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的公开身份及他同各方面的交际关系，着手筹办西安地下联络站的工作。为此,得到了杨虎城将军在资金诸方面的全力支持。常到此处的有杨明轩、杜斌丞、杨晓初、李敷仁、孙蔚如、邓宝珊、赵寿山等。
　　1935年，他们在西安端履门大街租房加以改建装修，西餐馆试行开业。后因该地方不太隐蔽，又在西安莲湖公园旁购买地皮，修建房屋，正式办起了“莲湖食堂”。莲湖食堂以西餐为主，一切家具都是蒋自明与他的朋友孙象涵共同设计的，颇有西方家具的特点，样式新颖，美观大方。餐馆正式开业后，孙象涵又在东木头市街开办了“二五木器工厂”，该厂以后也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联络点。
　　对自己同志的亲属及周围的穷人，蒋自明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蒋自明与宋绮云是战友又是朋友，后来宋绮云不幸被捕后，宋在西安的子女生活困难，蒋不顾个人安危，让宋振苏（宋的次女）每周到他家取做好的食品，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食物补贴，并将“小萝卜头“的大哥宋振华接到自己家里。
　　后来“西北特支”撤销后，蒋自明继续经营莲湖食堂，为后来林伯渠领导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中共陕西省委服务。1937年莲湖食堂迁至公园东南隅。1942年蒋自明还按照上级指示，才开始在北大街通济坊大厦筹建“百乐饭店”。
　　筹建“百乐饭店”有人回忆说，是蒋自明通过朋友联系陕西省政府社会处，与之合资经营百乐饭店。当时社会处有社会和劳工两个食堂，与百乐饭店签订的合资协议中,包括了这两个食堂。双方合营之后,社会、劳工食堂全迁通济大楼,并改称百乐饭店为百乐餐厅。官私合营，牌子亮，影响大，兼之蒋自明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在西安可以说盛极一时。当时西安的达官贵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于右任从南京回到西安时，本地名流就曾在百乐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但蒋自明四年后就逝世在百乐餐厅。关于蒋之死因有几种说法。
　　一是：大约在1946年，蒋自明突患脑溢血辞世。
　　二是：据《莲湖区志大事记》载：“民国三十四年（1945）5月10日由中共西北特支于1936年建的百乐饭店（北大街通济坊大楼）被国民党陕西省社会服务处强行霸占，经理蒋自明暴卒。”
　　三是：蒋自明在西安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在西安《秦风日报》社工作的杨宾青从军统那里获悉：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电报，令胡宗南立即查清“蒋老板”和翁世武的情况上报。蒋自明得此消息后，便同翁世武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徒，进教堂去作礼拜、念圣经，一时曾蒙混过敌人的耳目。……后又以国民党省政府公用为名，强行征用通济坊大厦，1944年把百乐饭店旅馆部的房屋强占，成立了所谓的“西安社会服务处”。1945年他们又强占了百乐饭店的中西餐部，将蒋自明逼走。1945年10月18日，这位坚定忠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下毒致死，终年仅49岁。
　　四是：解放后后经向特务头子，1960年被特赦沈醉核实，当年蒋介石侍从室调查结果，只知道蒋自明是西安一个著名绅士，社会交往甚广，经常去教堂或道观,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所以不可能是共产党，也不知他的饭店是共产党地下联络点与情报站。其受迫害，可能是杨虎城将军被捕后，军统下层人员为了私吞他的饭店，冒用军统名义进行的罪恶活动（解放初期，投毒特务被俘并供认不讳被镇反）。因当时蒋自明身份并未暴露,对外则称急发脑溢血而亡。
　　因为蒋是一个很讲信誉的仗义之人,获得众股东信任。他不在了,大家对官方——省政府社会处存有悸心,遂纷纷要求退股。餐厅内部也因此而常起摩擦,业务颇受影响。于是,经有关当事人反复协商,采取缩小范围以支撑门面之策,停办了底层南侧的西餐部,将房产退还给通济信托公司。该公司旋将其址租给中央合作金库,办理银行业务。至1948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已呈不可逆转的胜利趋势,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物价一日数涨,金元券连连贬值，人心惶惶,社会处便再无心顾及经营，百乐餐厅实在混不下去，只得宣布停业。
　　百乐餐厅消失了吗？我在写《东大街上五一级店》时，发现《碑林区志•大事记》记载，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北京人甄汉臣集资开办的惠尔康西餐馆在西安东大街北柳巷口西侧开业。1949年初全部迁往成都准备开业未成，西安解放后又迁了回来。在五一饭店现址开业，改名百乐餐厅。”再有，我的朋友，老画家陈让先生告诉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五一饭店用西餐，用餐的盘子、刀叉上都还有“百乐”字样。另外，当年该饭店曾出售了一些餐具，我家就买过一些这种有“百乐”字样的刀叉，店里老人说这是百乐餐厅的老厨师制作的。不知这两个“百乐餐厅”有没有渊源，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四、通济坊小学的故事
　　通济坊小学位于北大街东侧的光辉巷，东接原西安市文化局大院，西临北大街，南依通济坊，北面光辉巷。1988年底有十六个教学班，三十九位教职工，五百九十名学生，是新城区的“文明学校”。
　　1941年，西安市教育行政部门于北大街中段路东的新生活促进委员会院内创设北大街小学。校门与新生活促进委员会的大门西向并列。初开始，只有七位教师，三班学生。首任校长叫于忠新，继任者是才东升。至1945年，已发展为十几个班，二十多名教师，时任校长者是陶宗洲。陶系中共地下党员，以教学掩护身份，联系进步人土，开展对敌斗争。
　　抗战胜利后，该校易名西安市第五区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是西安技艺师范的附属小学。
　　胡宗南统治西安期间，曾以西北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给大、中、小学遍发“学校重地，严禁驻军”的标牌。但是，临近解放，北大街小学却成了胡宗南临时拼凑的西安绥靖公署渭北清乡督导团的团部和训练场所，真所谓挂羊头卖狗肉。
　　西安解放初期，行政区划暂沿国民党时期旧制，该校改称五区二校，属市教育局直接领导。教育局任命储济道为校长，派共产党员高玉文协助校长工作。
　　1955年，西安市调整了行政区划，该校划归新组建的新城区管辖，又恢复了北大街小学的名称。
　　1961年，西安市再次调整行政区划，北大街街面划归莲湖区。新城区为了留住北大街小学，于办接交手续之前将其校门移至南面的通济北坊。同时，易校名通济坊小学。几年实践，通济坊内道路狭窄，诸多不便，新城区教育局又决定将校门开到北面的光辉巷。通济坊小学的名称继续保留。
　　通济坊小学的校舍全系30年代所建的土木结构平房，高矮不一，大小各异。解放以后屡经修葺，仍然是破破烂烂，很不规范。近年来，教育局拨款一万元，学校又自筹资金近四万元，连续利用两个暑假期间改建，面貌始有改观。
　　这所学校，解放前曾是西安技艺师范学生实习之地。解放以后与陕西省广播电台仅一路之隔，省电视台一度也近在咫尺。电台、电视台职工子女多在这里上学，省电台曾经录制该校学生的演唱节目播放。无独有偶，翻阅该校成材学生名单，发现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于琦、西影电视剧组导演马长春、青岛市话剧团演员于庄、西安市话剧团演员于邦等，都在这个小学受过启蒙教育。
　　五，杂说通济坊
　　我最早走进通济坊，是20世纪时的1965年，因我上的学校是西安市财政会计学校，当年中高学校实行一种时髦的新生事物叫“半工半读”。我1966年初在西大街鼓楼什字东南位置的迎春食品店劳动锻练，也可以说是打工。迎春食品店是核算店，中间我被分配到的西华门一家下属小店西华食品店干过半个月。吃饭时就进过通济坊，好像有一家面馆，卖阳春面、菜包子，物美价廉。我财会学校同班同学吕建国，他家就住通济坊中坊14号，属于市二商局家属楼，记得我去串门过几次，他家住在三层楼上，楼梯是木板，房屋地面铺的是木地板，虽陈旧不堪，但当年西安谁家能住上楼房，还是很稀罕的。同学吕建国家并不富裕，他妈是做小生意，还卖过冰棍。说起半工半读”劳动锻练，建国说他就在花木兰干过，也在西华食品店干过，但我们不是一期。这两家食品店，都离他家通济坊不远。记得当时进通济坊如入迷宫，转来转去，对住在直来直去小巷平房的我，别有趣味。我和建国是上学时最好的学友之一，没闹过任何矛盾，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三观一致，没参加过什么红卫兵抄家、打砸枪，批斗老师。他还较平顺，而我66年“5·16”前后被市上派的工作组打成极右学生，多亏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把这段定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愤怒的学生赶走工作组，烧了所有学生档案，才让我“极右学生”被一风吹了。
　　我们还一起“解放”了美术老师著名画家张义潜，组织了学校的美术工作队。毕业后他分配咸阳国棉八厂，一直干到退休。我分到铜川商业系统，第二年进铜川歌舞团，搞了文艺。我们虽天各一方，但一直没断过联系。
　　通济坊虽然不大，但文化报刊单位还有几家，例如：1936年创办于北大街通济坊的《长城日报》。民国二十六年（1937）10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在北大街通济坊北口375号开设，遭到警备司令部、警察局派出武装军警特务捣乱，公然威胁恐吓购买读者，查封分销处強行没收全部刊物，接着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军警封闭，工作人员王自励被捕。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多次抗议交涉，11月6日当局释放王自励，19日重新营业，是年12月1日又再次被当局封闭。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一家代表光明进步的刊物和书店是很难存活的。
　　再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28日谢华、侯外庐、曹靖华、叶以群、郑伯奇、宋绮云、张性初等在西安北大街光辉巷通济坊小学处创办的《救亡》周刊。主编郑伯奇，发行人许永平。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发表过不少抗战论文。撰稿人有曹靖华、杨明轩、宣侠父、宋绮云、侯外庐、李公朴、武伯纶等，由《工商日报》社印刷。每期印数700份，除由生活书店和其他书店代销外，多数寄赠全国有关方面。共出版21期。
　　民国三十三年（1944）10月，还有一家创刊于通济坊小学院内的《高原》月刊。初创时叶鼎洛担任发行人兼主编。三十四年（1945）秋发行人改为霍世奋，主编是彭古丁、郑伯奇，撰稿人有郭沫若、巴金、胡风、臧克家、姚雪垠等文学家。第二年出版了《郑伯奇创作三十年纪念特辑》，载有郭沫若的《争取今天》，臧克家的《郑伯奇先生》，孙艺秩的《苦斗》，及郑本人写的《沙上足迹》。《高原》只出了3期。终因经费困难停刊。
　　《救亡》周刊撰稿人中的宣侠父曾居住在通济坊5号。
　　宣侠父，是黄埔一期学生中的特殊人物，因上学时敢当面硬反对时任校长的蒋介石，被蒋开除出黄埔。抗日战争爆发后，宣侠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从事统战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1938年在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附近的后宰门蒋鼎文公馆门外不远处，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并杀害，成为革命烈士。我另有文章《精钢宁折不为钩的宣侠父》专写之，这里就一笔带过简说啦！
　　《救亡》周刊撰稿人中还有杨明轩，1937年1月，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在通济坊成立，杨明轩被选为“教盟”执委会主席。杨先生也与通济坊有渊源，近几年通济坊新制作展示的绘画宣传墙上就有宣侠父、杨明轩的形象。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城墙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西安饮食股份公司首席文化顾问。
　　曾任《陕西百年文艺经典.诗歌卷》主编、《太白诗丛》主编、《诗书画文丛》主编、《大地文化丛书》主编、《西安城墙（文化卷）》主编、《中国名家书画文库》主编。《情系黄土地～陕西知青老照片》主编、《集邮年华》主编、《集邮情怀》主编、《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主编，还担任《名人眼中的碑林》《十说碑林》《名人看未央》《名人话未央》特邀编审。
　　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2019年《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上下册），2020年《记忆老西安》（第二卷上下册），2021年《记忆老西安》（第三卷上下册）；2021年《长安吉祥说》（四册）。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