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时代的审美表达—梦萌长篇小说初解

       在陕西乃至当代中国文坛，梦萌是一位很具时代意识、审美自觉和创新品格的作家。截止目前先后出版《爱河》、《悲喜娱乐城》、《倾城》、《金喽啰》和《新部落》等五部长篇小说，不仅展示了作家雄厚的创作实力，更从艺术实践的层面揭示其对时代主题的全息跟进，对人作为“此在”的实体，在其绽出历程中对生存境遇的热切关注和对当代小说创作理论成果的广泛吸纳。所有这些，都赋予梦萌长篇小说在题材上以强烈的当下性、叙事方式上鲜明的现代性和语境上的浪漫特征，从而构建起自己独特的、个性的叙事风格和话语系统。

　　一

　　德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雅明在说到文学作品的当下性时认为：“艺术品的问世是即时即地的，所以具有独一无二性”，唯有借助于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历史。本雅明还认为，这种独一无二性与作者的思维有关。在理论的层面，当下性和时代感是所有文学艺术实践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在两个层面构成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时代特征孕育的题材对作家写作定位的影响或制约；二是作家对时代贴近和认知的自觉程度，也就是创作主体的思维是否具有前沿性。梦萌的艺术自觉正是以故事承载大时代，以小人物折射大社会的高度敏感性而独领风骚。

　　这种敏感性首先在于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理想主义和人性的美学认知。《爱河》一经问世，就受到国内评论界的热切关注：“作者选取了一个牢靠的立足点，并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挖掘方法，把混合着血汗的泥土端给人们看，它让人看到的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掩饰的真实人生。”（刘建军《爱河小识》）“《爱河》正是一曲响遏云霄的当代的水魂之歌。……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李星《我读<爱河>》）“那流贯在生活故事之中的对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对生活的热情和诚挚，对美的营造和对艺术的探索……常常使你怦然心动。”（肖云儒《爱河徜徉录》）我十分感动于这些批评家的慧眼，不无敏锐地指出：“对‘文革’生活的反映，小说有令人注目的探索。”在当年那样一种文化氛围下，梦萌的触碰不仅表现出时为中年作家的他敢于冲破束缚的胆识和勇气，更为后来的理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几十年后，重读《爱河》，不难看出作家在感性书写过程中对时代与作家关系的理性思考。不错，那是一个“不幸年代”，“干渴的心灵、干涩的社会气氛和干裂的土地”。然而，当作家把审美的目光投向一群追求“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普通人时，就从中发现了使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百年沧桑的精神基因：那是对人性善美的坚守，是对生活的真挚和热爱，是对人的尊严的守望。所有这些跨越历史的“恒定”因素，都在作品中凝结为“水魂”而演绎着一群好男好女的沉浮悲欢和喜怒哀乐，让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探求中最终完成人格的架构。如果说，刘建军先生从作家的叙事中发现了“人类文明中贯穿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律动，这就是‘水文化’”，那么，当我们以回眸的姿态去温习这部作品时，我们对作品所蕴藏的亮点的认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大大拓展了。我们会欣慰地对历史说，中国民族走过沧桑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有着恒定的文化母系，这才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未能中断的根本原因，它的根就在普通百姓之中。这种自觉的反思，较之后来不少给那个特殊年代打上“灾难”标签的文学作品，要深刻得多，它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意识使然。由此我想到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名言：“文学总体来说始终在追求人类的尊严内核中的东西，在叫做文学的东西里面，唯独有这种在延续中才能阐述的强有力的本质。”

　　与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疏离生活，漠视时代，沉醉于“自我”书写的流行和“时尚”形成鲜明的对照，梦萌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一直保持着全息跟进的姿态、能动灵敏的嗅觉和俯瞰透视的犀利。如果说，王耀文以《国画》系列直面党内腐败现象，张平以《抉择》的现实主义姿态正面展示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党的反腐败斗争，那么，梦萌则是国内较早将现实批判锋芒指向消费主义泛滥氛围中文化领域浮躁和喧嚣的作家。《悲喜娱乐城》以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乍起的胥州市为背景，反映了一群普通人的人生沉浮。市民集资修建文化娱乐项目“鬼城”，正是这种畸形的经济和文化所孕育的“怪胎”，成为作品中承负人物命运的载体，而载体上坐着金钱、美女、法律三个时代大侠，于是就“搔痒了整个胥州的神经”：从人们渴望富裕到上当受骗的沧桑步履，从费希蒙和殷小铨等一批文化人的价值追求到理想幻灭的悲喜人生，从南彩萍、花大姐这些曾经分享权力荣耀的女人们在权与法较量中苦苦追寻的心路历程，从非法集资案引发另一场纵火案到各种政治关系的角力等等，像X光机一样将商业社会的病灶和人性阴霾透视得无以复加。作者通过小说人物不无忧虑地诘问：“在此混沌不堪、人欲横流的情况下，难道惟有法律还是一方圣洁乐土吗？”这种振聋发聩的仰天叩问，既是难以违忤的民心所向，也是人民群众对法制社会的大声疾呼，表达了作家构建精神家园的强烈祈愿。

　　与《悲喜娱乐城》相比，《倾城》则带有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漫漫忧思和人文关注。作品充满了温暖而又苍凉的悲悯精神和残酷而又惨烈的悲剧色彩。当城市经济转型触及到每个人的命运时，被传统体制束缚了几十年的男主人公全皓和他的哥儿们，对帆布厂改为牛仔布厂寄予了满腔热情和期待。正是在这片灿烂的阳光下，全皓千方百计将本来对城市充满仓皇和不适的女友麦娜招进工厂。他们的爱情小舟，伴随着事业的旋律，划出层层碧波。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所谓的“改制”，正在权力的操纵下，严重偏离改革方向而成为命运的陷阱。全皓、麦娜和楠南这些对生活满怀遐想的青春躯体，沦为一群城市的漂泊者。惟此，“倾城”就被赋予浓郁的文学意象：是一窝风地倾向城市，还是出于对城市的盲目倾情，抑或是在文化自觉乏力情况下的城市倾覆？寓意深刻，象征意味凸显。

　　从艺术审美角度观照，《金喽啰》是《倾城》文化批判精神的逻辑延展。虽然故事是围绕传销展开的，但锋芒“直击人性的软肋”（白烨语），批判精神尖锐而精准。作为艺术形象的主人公司令俊男等，同样是带着乡村文化基因投入城市怀抱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先天的隔膜而诱发的“急富”心理，物质欲望，成为他们“意淫”百万富翁的重要原因，由此演绎出一幕幕啼笑皆非的人生悲剧。核心问题在于人性的另一面——为金钱所左右扭曲的利益观，从而坠入萨雷和瞎瞎大爷设置的陷阱。从中不难看出，梦萌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历史进程中，对于构建城市精神家园、塑造崭新城市品格、改善城市人文环境、净化城市文化生态的恒久思考。诚如杨扬所说：“一个原本非常本色的陕西作家，在上海生活十年期间，他没有沿着乡土本色的写作道路，继续写那个乡土世界，而是写那些走出乡土世界的乡土人物，在这个金钱的花花世界中的沉浮。”这正是梦萌不同于当下陕西不少作家的杰出之处，从文学流派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剥离，是梦萌寻找属于自己的题材，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开辟属于自己领域的原动力。

　　这种时代感在梦萌的创作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文化自觉，成为他题材选择的一种内在的审美趋向，成为贯注他全部作品的一条基线。而《新部落》的出版，标志着梦萌的时代关注点上升到人类生存状态的层面。《新部落》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就在于从人类与地球的本然关系出发，对“人类中心主义”给予了艺术的、文化的、哲学的批判。“新部落”的构成及其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带着人类对早期文明的眷恋和对当代畸形“文明”的颠覆。而豪哥、季月、修卓们所经历“巢居”、“穴居”、“钻木取火”、“纹身计时”的历程，直至在生存危机中人性与兽性的搏击，以超现实的艺术思维，构建了一个重温人类婴儿时代的想象世界。重温是一种咀嚼，他们在这里感受到大自然的“母性”，重新界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当豪哥的肆意开发导致这场灭顶之灾的行为被揭开后，作家终于完成了人类对地球“原罪”的反思和救赎。特别是小说结尾，隐居原始森林四十年的作家童九哥回归社会，当目睹人欲横流、白色污染、环境破坏时，毅然与老朋友修卓决裂，重返自认为真正家的原始森林。修卓后悔莫及，一边追赶童九哥，一边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呼喊：“童九哥，我的好朋友，快回来吧！咱们和众人一起拥抱这个世界，建设这个世界，保护这个世界啊！”这是一种三方“桑塔格”式的忧思。由此我想到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的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

　　村上春树说：“在许多情况下，小说就是将存在于意识之中的东西转换成‘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原本固有的形态与后来产生的新形态会产生落差，便如同杠杆一般，利用这落差自身的能量来讲故事。”他这里所说的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他认为，艺术与生活的原生态之间存在着落差，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高于生活”，而创作实践正是完成这种转换的“杠杆”。归根结底，怎么写，是一个艺术自律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叙事的问题。它不仅取决于作家对艺术规律的遵循，更取决于作家与时俱进的创新。善于讲故事，注重传奇性，超越现实的结构意识，成为许多长篇名著的显著特点。

　　传奇性本是中国古典小说一大特色，也是民间文学的诱人之处。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其例，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等都以想象式的传奇而彰显其作品的魅力。特别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形态多元多变，使许多不可能成为可能，不现实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作为社会“晴雨表”和人性“测试纸”的长篇小说，必然要适应和反映这些社会人文特征，这就为叙述手法和故事结构提供了传奇性的可能。

　　对于梦萌,传奇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实现审美表达的手段。正如王仲生所说：《悲喜娱乐城》“不但好看，而且耐看。”“这与作家梦萌对传奇性的艺术追求显然是分不开的。”李星更是从具体、个别入手，最后达到共性本质和高度抽象的论述，对作家主体意识和文本形成给予深刻解读，认为“《金喽啰》不就是一部像中外文学史上大量出现的那些寻宝小说、孤岛小说乃至财富神话小说、乌托邦小说吗？”（《污泥池中的高尚之花》）

　　通揽学界的普遍认知和笔者多年关注，我以为，梦萌小说的传奇性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紧紧抓住矛盾转换的枢纽，推进故事走向高潮。早期《爱河》，正是由于禹王庙和八仙台神鬼血泪的纠合，以及男女主人公“坝葬”和“水葬”等的传奇色彩，才将读者的阅读期待推向历史的深邃和认知的高度。除了情节细节外，梦萌的长篇小说都设有一至两个传奇性人物，如《爱河》的塌鼻五叔和小和尚，《悲喜娱乐城》的连向北和哑巴儿子，《倾城》的老镇长和秘书长，《金喽啰》的瞎瞎大爷，《新部落》的童九哥等，这些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或伏线或副线，都始终与故事的骨架和枢纽盘结交汇，给力发轫，于是小说人物和现实读者就一起活起来了。梦萌充分借鉴中国传统小说叙事长于铺排故事，重于营造气氛，从而使得整个叙事起伏跌宕，波谲云诡，悬念丛生，高潮迭起，“始终深含一种引人伸纸疾读的内在魅力。”“故事与人物的相得益彰，内蕴与形式的桴鼓相应，便使《金喽罗》这部小说不仅读来引人入胜，而且读后也耐人寻味。”（白烨《击中人性的软肋》）

　　这种对传奇性的美学追求，在《新部落》中达到了一种艺术的自觉与纯熟，代表了迄今为止梦萌小说创作的巅峰。这不但印证了李星评论的准确，而且在情节转换、节点设置上更是匠心独运。夜晚孤独难耐，大家就轮流讲故事，虽只三人三晚，却将各自身世遭际、性格特征、心路历程及环保灾难等揭示得淋漓尽致，也使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显露并走向炽热化。另外，在原始森林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寂寞的生存，单调的时光造成人性扭曲，使得人的动物性常常将道德人伦挤压到苍白而又狭小的角落。作者的智慧就在于，紧紧抓住季月在两个男人中的地位，既放开书写人的动物性被特定环境急剧膨胀的现实，又游刃有余地调动人物矛盾冲突的线索，使得在每一个危机关头，因了第三方出现而从容地得到化解。这种第三方是实现矛盾平衡或者解决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不仅仅指人，也包括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小狗和小猴子。这种表现手法，在《金喽啰》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司令俊男因爱而误入传销，遭遇的却是被老师桂平筠的洗脑。关键在于，司令俊男觉醒以后，并没有离去，而是做了公安机关的“线人”。还有他与俞凕的关系，从起初被利用到产生爱情，从将爱情“当枪使”到最终获得传销罪证，这种在偶然中蕴含必然的铺设，使得整个故事离奇曲折，扑朔迷离，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足见作家对东方受众审美情趣的准确把握。

　　二是善于通过想象营造人物生存的典型氛围。对自然的人化，赋予梦萌作品以浓郁的诗意气象。《新部落》尤为突出，当两男一女遭受特大洪灾沦落原始森林时，他们首先给那些常年居住深山老林的动物带来巨大冲击，从而将人与动物置于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对立的地位。小猴子为主人找来火石；松鼠给季月带来无限温情；天鹅成就了修卓的“天下第一”大写意；豪哥两次“人豹大战”；修卓与白熊“同居生活”；幼豹与杀父杀母仇人在树下对峙三天三夜；小狗甘当豪哥的“临时情人”继而背叛主人并最终成为豪哥唯一逃命的“利器”。这些汪洋恣肆的想象和情节环境的真实，对凸现人物性格起到淬火的作用。而且，作者倾注丰沛的笔墨为他们设定了想象中的动物伦理和动物语言，借以刻画在猴子和小狗心目中三个主人的关系，甚至猜测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在误入猴子王国后，季月通过沟通，不仅获得猴王的理解，且争取到夜晚栖息的温暖环境。尤其感人的是，当分手时，老猴将小猴赠送给季月，而接纳小猴子的不只是三位新部落成员，还有陪伴他们的小狗。这样以来，作家笔下的动物就具备了丰富的“人性”，大大强化了作品的人文色彩，传递了一种“民胞物与”的生态观。诚如现代主义大师萨特所说：“想象的活动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就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要造就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

　　三是在落差中完成审美判断。《新部落》充分表现了梦萌驾驭长篇小说创作布局，善于故事起承转合的功力。“故事的特点之一就是给人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杰姆逊语）第七章“如此决斗”，是两个处于流浪状态的男人之间的冲突，焦点凝聚在季月身上。为了独占她，豪哥企图谋害修卓，乘机将对方丢下一块石矶。作家十分注意通过细节充盈人的性格：“豪哥伸手拉住修卓，但只等他爬了几步，又变戏法似的松了手……”；豪哥制造了山崩，但却“趁机虚张声势，大喊‘快跑呀，地震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就这样通过人物的行为跃然纸上，读来惊心动魄，牵人心弦。作品的艺术魅力还在于，与人的残酷和无情形成鲜明对照，在第八章，一只忧伤和温情的狗熊出场了。它因为小狗熊摔死在山里嚎啕凄然，由此而将昏迷中的修卓当作自己儿子精心呵护，为他舔伤，为他喂奶。它在修卓意念中唤起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母爱的幸福。”这极具诗意的刻画背后，是人的“兽化”和兽的“人化”的美学判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浪漫的寓言式的叙事，然而，在美学层面，却是“情”与“境”的统一，“行为”与“情节”的统一，我们不妨将这种母爱视作“地球之爱”。

　　四是象征体的智性设定和从容调度。将诗意“意象”引进叙事，使梦萌的作品富于“意象现实主义的色彩”，这种机制发轫于《爱河》，正如肖云儒所说：“水的意象便这样浸润到了生活和心灵的深处。”之后，这种象征手法愈加彰显，几乎统摄他的全部作品。《悲喜娱乐城》是以娱乐主义、消费主义躁动为背景的作品，导致人物命运起伏跌宕的“鬼城”，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被作家赋予丰富的内涵。伴随“鬼城”案件的潮涨潮落、人事走马而殃及作品主人公亦悲亦喜、亦庄亦谐的命运历程，便不难发现，“鬼城”在作家的审美视野中，决不仅仅是为人物营构的“典型环境”，也不仅仅是穿缀故事链条的“缗绳”和环节，而被作家从哲学的角度诠释为一种畸形的文化“符号”，一种个性的语体，一种负载着人物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生存与环境相冲突、灵魂与肉体相裂变的价值象征。由此便引出殷小铨在奋身救火时发出“要做个好鬼”的醒世恒言。“鬼”其兴也勃，其去也忽，在大火中结束他轰轰烈烈短暂生命的意象描述，把作家的艺术境界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是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原始积累中历史成本和文化代价的缩影。

　　同样，在《倾城》中，帆布厂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实体，而更是蕴含着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所承载的复杂矛盾的核心意象。特别是关于火与火柴的设置，不但贯穿故事始末，且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从火柴盒图案到火柴盒专业户，从送火柴盒到火柴厂工人静坐示威，从“火柴盒经济”毁灭到认识全皓和秘书长，从火柴厂破产到火柴厂下岗工人承包花木林场，从丝绸厂大火到城墙谋杀案等等，火成了女主人公麦娜生命历程难以驱除的魔咒。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火柴厂倒闭、火柴盒专业户停滞的根本原因，皆因火柴被打火机所取代，这不正是科技的力量和时代前进的结果吗？所以，究其实，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充当了作家艺术显微镜下当代中国变革和转型的一个“切片”，作为机体，它在展示生机的同时，也携带来机体固有及衍生的“病灶”。象征体就这样成为一种艺术的立体的存在，不仅是作家透视文化形态的话语实体，更是交织各种关系的脉络和枢纽。正因为如此，才赋予《倾城》以诗性的旋律：生活的波澜与湍流，情爱的真挚与虚伪，命运的起伏与悲欢，群体的聚合与离散。

　　与以上这些象征体相比，《新部落》一开始飘荡在洪水中的救命“棺材”，更以艺术抽象的高度，带来许多心理暗示的特征，让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曾经忧虑过的“新时代的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得以艺术地呈现。还有栖身安命的山洞，其所以起名“新部落”，并以花草色素写下“新部落”三字，及至最后连书名也选取《新部落》，本身就构成“三叠连环”的象征意味。特别是画家修卓精心绘画的最后一幅壁画《部落酋长》，其创作灵感、主体意识、画面布局、光线透视、色彩运用、人体骨骼和肌肉展露，以及小狗的贪馋渴望和葫芦瓢所剩无几的液体精华等，让一个比野兽进化而又比人类退化了的远古时代的部落酋长脱颖而出。这既是人性的皈依，也是力量的勃发和命运的象征，它向世人宣示：如果人类退化为像豪哥一样的部落酋长，环境破坏、人欲横流，那么迄今数百万年积累的社会文明将一切归零。更值得一提的是与世隔绝四十年的作家童九哥，他的意识大部消弭，语言基本退化，加之爱不释手的鹦鹉、金雕、角币“五六版”，以及要重返原始森林的执拗举动等，完全被原始森林绿化了、氧化了、纯化了，成为一个时代的类型编码和意识荒芜的象征体。童九哥是一个符号，携带着特定年代丰富的信息。那是地球之痛的一声长吟，是人类悲剧的一种“剧透”，是对人类与地球冲突结局的一种形象昭示。所有这些，不仅表现出梦萌前卫的文学思维，更彰显出一位作家孜孜不倦地求新姿态。“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黑格尔语）

　　值得注意的是，梦萌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追求传奇性传统的同时，也十分汲取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意象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从而将小说叙事在艺术上提升到了超越现实的高度，构建起一个五彩迷离的想象世界，这对于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作家而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

　　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俄国著名作家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就是“用艺术的方法组织越来越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论，小说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作为一位老作家，梦萌驾驭语言的娴熟和从容自不待言。然而，在我看来，他更为可贵的是长期倾情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当下性与诗意性的统一，从而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语境。

　　一是语言的时代感。在《悲喜娱乐城》的许多章节中，作者运用了大量娱乐场所的流行语言，刻画出多元文化环境下形形色色的人生世相和在娱乐主义驱使下文化的乱象，留下了深入生活、发现生活的履痕足迹。在这一方面，《金喽啰》堪称典范。作家通过长期观察，掌握了传销圈内的大量行话、暗语和规矩，从而在刻画人物时游刃有余，形神毕肖，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读《新部落》，我十分惊异于作家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语言的熟稔和把握。如：季月关于生态危机的前卫思想，修卓关于全球生态灾难的长篇大论，以及童九哥对生态环境的原始认知等，均含纳着犹如“云计算”一样庞大的时代信息量。豪哥虽然是一位缺乏文化素养的暴发户，满脑子装的都是金钱和女人，然而，时不时冒出道听途说的网络语言或时尚俚语，不仅徒添了人物的滑稽性和幽默感，更重要的还在于，给人物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他就是二十世纪的暴发户而非旧中国的上海滩老大。作家十分重视通过习惯性、重复性的话语来给予人物以性格的稳定性。豪哥动辄“鸟情感”、“鸟事情”，“商业机密，无可奉告”等这些粗俗、庸俗、低俗的典型语境，使得这个人物显得丰满而又立体。而修卓对生态环境的全知全能，每有新发现时近乎狂癫的感叹和惊呼，“人妖”和“花斑马”的诡异，“窥视癖”和“自我狂迷”的怪诞，自诩“世界绿色和平组织成员”的恣肆，以及常常脱口而出几个英语单词的神秘等，一位特具现代意识的跨国艺术家活生生站在了读者面前。

　　二是语言的诗意感。小说固然是叙事的问题，但它从来也不排斥恰当而又必要的诗意描写和诗意抒情。梦萌是一位有着艺术家率真的作家，他对于人和周围环境的激情和热情，都使得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身上成为蓬勃的诗意存在。无论是《爱河》还是《悲喜娱乐城》，也无论是《倾城》还是《新部落》等，抑或景色描写、人物对话、举止行为甚至对历史背景的大叙述，那种特定环境下的诗情徜徉，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只见她一会儿两腿凌空如仙鹤展翅，一会儿双臂造型若芙蓉出水。特别是四肢微蜷作柔姿仰泳时，那被比基尼箍得紧绷绷的乳房，在水面划出一个个紊乱的弧影。她很投入，也很张扬，似乎还有一点宣泄的成分，像要超越什么又要解脱什么似的，充盈着一种傻乎乎虔诚率真的情绪。……大约十几分钟过后，她猛然跃出水面，作了个喜儿痛斥黄世仁的瞬间芭蕾动作，几乎使所有人都尖声惊叫起来。”（《金喽啰》第六章）

　　“这些犹如天籁之音的旋律，一直在她耳边萦绕。她没有一点睡意，只把一颗纯净的心沉浸在纯净的乐声中，希冀寻找人与自然、人与野兽契合的一些机缘。她不觉得冷，也不觉得害怕，她知道猴子们建立如此安谧的王国，是长期与大自然、与其他兽类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结果。”（《新部落》第四章）

　　作品中像这样诗情画意、诗情画境的描写俯视可见，不惟大大强化了作品的美学意蕴，更使得篇章之间弥漫着一种书卷气。

　　三是语言的幽默感。把语言的幽默美带入文学叙事，是一种智慧，是检验作家艺术功力的重要方面。有专家经过研究，认为语言幽默感具有机智性、含蓄性和趣味性三大特征。著名散文家林语堂认为“幽默是一种美学风格。”读梦萌的长篇小说，会发现作家对语言幽默美的熟稔和精到，从而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形象。如《金喽啰》中的“两个活宝”乐正和郑越，出口皆笑料，举止皆滑稽，成为孤独干瘪生活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倾城》中关于卖布、关于抄袭情书、关于火柴厂下岗工人静坐的嬉笑怒骂等，无不幽默风趣，有如喜剧小品，揶揄得人不得不捧腹大笑。这一点，《新部落》更为突出，如小狗与小猴子打架、修卓与豪哥笑骂、豪哥尿“硫酸”和“食盐”、狗熊“见了情人忘了朋友”、修卓黑暗中自己和另一个自己对话，以及童九哥在酒店的滑稽表现等，读着读着，不禁使人哑然失笑。特别是第六章，作者用数百字的篇幅刻画豪哥“豪牙”的锋利：冬天那些“窝头变成铅球……但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凡是啃不动的骨头或者嚼不烂的肉筋，统统归他包揽”，“要不是当初赌博发了小财，早就跟铁嘴李为师学艺吃玻璃了”，以及吃树皮草根“屙不下，只好撅着屁股用棍棍掏”等，其言行的夸张，表情的放大，读来忍俊不禁。诚如已故作家王汶石所说，梦萌“作品的语言，无论是遣词用字，抑或是说话的方式，无不显示着老陕们的俏皮、机智与诙谐，显示着那种老陕式的独特的蔫怪味儿。”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爱河》问世至今，梦萌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创作征程，毫无疑问，他以农夫般的勤奋耕耘生活，生活给予了他丰厚的回馈。这五部长篇小说，奠定了他在当代陕西乃至当代中国的文学地位，成为一道个性的、独特的风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热切希望梦萌先生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以飨读者。

　　2019年3月3日于咸阳梅轩

　　（原载于中国作家网、《西北文学》，《文学大院》曾摘录第二章节以《试论梦萌小说的传奇性》为题予以重点推展）

　　作者简介

　　杨焕亭，中共党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近500万字。出版散文集、学术专著、长篇人物传记、长篇小说计14部。长篇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均为三卷本，计370万字，被学界称为历史题材“三部曲”。其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参评茅盾文学奖评选。作品曾多次在国内评奖中获得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