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湾（上）

　　一、外婆的白鹭湾
　　一听白鹭湾的名字，就让你联想到诗圣杜甫的“一行白鹭上青天”。白羽之飞的空灵，让你有了一种穿越唐朝的惬意。这白鹭湾是西安的一条老街巷的名字，也无疑是西安最中听、最漂亮、最有味、最有诗意的街巷名字了!
　　白鹭湾在唐皇城顺义门里，也就是今天西安城的西门安定门里，路北口左是龙渠湾，右是菜坑岸。龙渠湾、菜坑岸都有一片低洼地，也被说成是修建西安城墙的取土地。明清时这里有好大一汪蓄水的池沼，有引水进城的通济渠流经此处。通济渠俗称龙渠，此地正值渠水流经的湾道处，这才得名龙渠湾。
　　后来，我查资料，方知明清时有通济渠从安定门(西门)入城洞，东南流到白鹭湾，再折而东北流，至梁家牌楼转入地下砖砌的暗渠。据《明史•河渠志六》记载：“西安城西井泉咸苦，饮者辄病。龙首渠引水七十里，修筑不易，且利止及城东。西南河去城一舍(古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许，可凿令引水与龙首渠会，则居民尽利。”龙渠湾长约420米，宽8米。1966年“文革”时“破四旧”，随西大街改为反帝路而改称反帝十巷，1972年恢复原名。
　　蓄水池畔有白鹭栖止，白鹭湾，大概由此而得名。
　　民国年间到现在的白鹭湾，其实不弯，是一条窄且直的街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民谣顺口溜把白鹭湾编进去了，什么“只因帽子没戴端，停业整顿把门关。念其关系不一般，咱把丑话说在先。事不大，心放宽，舍点财，保平安。临走撂下一句话，咱家住在白鹭湾。”说的是旧时管市场的官府衙役索贿，这家伙以住在白鹭湾显摆扎势，看来，当年白鹭湾在西安还有点名堂。
　　“文革”前有童谣唱道：“白鹭湾街不宽，中间摆咧个卖菜摊。……”后来卖菜的小门面撤了，“文革”停课停产闹革命，一切都停摆时，童谣又改成：“白鹭湾街不弯，中间摆个象棋摊。从晌午下到晚，路灯底下战犹酣。”最后的“战犹酣”最具时代特色，是从毛泽东诗词中，灵活运用而来的。
　　白鹭湾不弯，龙渠湾却三折两转，曲成S型，所以也有因其巷临渠曲绕，蜿蜒如龙，故而得名龙渠湾之说。
　　到1966年前后，龙渠湾还有二三亩大的水池，也叫涝池，我们叫涝子。夏天常有小孩下水游泳，涝子旁有大青石，供妇女洗衣服时用棒槌捣衣。当年没什么肥皂、洗衣粉，老百姓靠皂角树上的皂角，用水泡软后，拿棒槌砸出汁来洁衣除垢。
　　有一首儿歌写到此情景，很有味道：“月亮爷，亮光光，开开后门洗衣裳。洗得净，捶得光，打发娃娃上学堂。读诗书，念文章，红旗挂在咱门上，你看排场不排场。”
　　关于童谣儿歌《月亮爷》版本特别多，例如有：“月亮爷，丈丈高，骑白马，带腰刀。腰刀长，杀个羊，羊有血，杀个鳖，鳖有油，炸个麻花吱噜噜。”这属于比较流行的。
　　最近冒出一首陕西摇滚版的《月亮爷》，其中也有：“月亮爷，明晃晃，他爸在外挣钱忙。月亮爷，亮堂堂，他妈在家洗衣裳。”唱得一样荡气回肠。
　　西门城墙下南马道巷，靠西门城楼有一段巷子，过去临街院落基本没有门楼，有几个门都是龙渠湾和白鹭湾居民住户、深宅大院的后门。所以“龙”“白”两湾，属于紧挨城墙的老街巷。如今，经过城市拆迁改造，修了顺城巷，这一段才盖成临街的独立楼院，且单位、商铺门面房居多。
　　白鹭湾是我家住得最久的街巷。从1962年到1994年，前后有三十二年的“故园”。如今被拆得面貌全变，一点儿痕迹都难寻觅了。真有点“别梦依稀”的感慨。
　　我们家搬到白鹭湾24号，几年后改54号，主要是我外婆家是白鹭湾21号，和我们家隔一个大院子的老户。西安人把外婆叫渭奶，这时把“外”念成“渭”。外婆家即舅家，西安人也叫渭家。
　　这个“渭”就源于《诗经•国风》的《秦风》。《诗经•秦风•渭阳》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后人为了表达对舅父的思念，就将渭阳代指舅父。但我后来更愿意称外婆，因了有一首台湾校园歌曲叫《外婆的澎湖湾》，我经常故意唱成“外婆的白鹭湾”。还有电影名叫《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让我感到叫外婆通俗，且特亲切，有一种缠绵诗意浸透在其中。
　　西安人把外祖父叫渭爷，也叫外公；把外祖母，叫渭奶，也叫外婆。我外祖父姓师，名葆华，我外祖母姓王，名东秀。称呼上我们只简称叫爷、奶。我外祖父逝世得早，在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仙逝，享年不足七十岁。
　　我母亲名师芬兰，白鹭湾师家，是西安老得不能再老的住户，一下可以追溯到明清时。西安西北的汉城遗址上，有座师家营，就是我母亲家祖上创立的。据记载是清雍正二年（1724）建的。我舅舅师楷，号景夫，1917年生于西安。舅母，也叫妗子，名刘静如。她说：师家祖上明朝就在西安，任总兵，是带兵的将军。后来屯兵于汉城遗址的六村堡附近，明末清初时定居此处，就把自己的村子叫成师家营，收揽了师姓的老乡和子弟兵在此安家，买地供他们耕种。我舅舅还说，祖上有遗嘱：要善待自家之人，过二百年，谁家种我舅家的地，就归谁了。二百年截止的时间是1947年。所以，到解放后，我舅家只余城内有少许房子出租，被定成分为小土地出租，因而摆脱大地主之恶名，逃过一劫。这让我十分惊奇：怎么这么神呀？本来我不太信，哪有如此作善事的地主？到九十年代我外婆逝世，师家营乡党赶来吊唁，要在师家营土葬我外婆，说我外婆家对他们有恩，把地分给他们了，何况我外婆正好活了一百岁，埋回师家营，会给师家人带来福寿安康，是大喜事。还有，我外婆曾给我说过：师家营的乡党一直记挂着城里的师家。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们从自家嘴里省下口粮，夏天朝我外婆家送麦面，秋天送苞谷棒、黄豆、绿豆、红辣子。还有时鲜蔬菜瓜果。记得每年嫩豌豆荚下来我们都能尝鲜。我外婆说：“师家营送的。”我这才有点信了。记得我外婆的丧事，当喜事办，光唱戏就热闹了一星期，没少让我的表姐、表兄掏腰包。
　　师家在白鹭湾不算大户，解放前后，以家居宅院为店，记得家中大物件上印刻有“训古堂师”四个字。师家开了个赁器铺子。朝外租赁置办红白喜事的各种器皿，包括桌椅、凳子、茶几、条案，碗盘碟盆，祭神用的锡烛台、铜香炉什么的应有尽有。那时是在西安城钟楼之西唯一家赁器铺子，名声很大，说起师家，西安西头应该是无人不知。其实，在西安有两家赁器铺子，另一家就是东大街端覆门的李万有家，规模比西头师家大几倍呢？！李万有是西安大财东，有一女叫春女，有点儿呆傻，名气却比她爸还大。民间传说：李因有女呆傻，反而给他带来不尽之财气。
　　“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前后，师家才不做了，东西都变卖或让我外婆分给自己的五个女儿家了。我妈妈为三，记得家中分了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一个大条凳。以及一些盘子碟子的，可保存至今留在我手中的只有几个青花小吃碟了，很精美，少说也有近百年历史了。
　　二、人文荟萃一老街
　　白鹭湾大户人家不少，我邻居院子就是周委员家，好像是什么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家族在民国年间，声望颇高，院子里抗战时住过阎锡山的妹子。我斜对门12号院子王家，是西安电机厂的资方代表王介生，1955年他创办的工厂，经公私合营成了位于西大街的西安市中兴金属机械制造厂，胡家庙的西安电机厂就是在此厂基础上发展扩充起来的。
　　民国年间王介生先生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西安修械所任工程师，和我父亲应该是先后在一个工厂的工友。我父亲1933年至1935年在第十七路军修械所当工人。1937年又去第二十七师河南洛阳修械所，1939年回西安到西京机器厂。王介生先生儿子王继，和我是西安市二十七中校友。
　　12号院子二门内北厦房还住有我的发小、玩伴薛文魁，小名叫大魁。初中从二十七中毕业，他考上了商业学校，我考上了财会学校。可大魁兄嫌是商业学校不愿上，后去了环城西路上的陕西汽车配件一厂当了工人阶级。我受大魁影响也不想上财会学校，回家跟我父亲一说，让他老人家训斥一顿。我知道父亲怕因我考不上学，在白鹭湾丢他的脸。我不敢违抗父命，只得勉强去报了名。毕业后第三年，我曾有机会当铜川市革委会生产组的会计，还是管七个局的大会计，但我拒绝了。后被派去参与筹备新成立的铜川市歌舞团。从此走上了艺术之路。记得六十年代上学时放假期间，我和大魁一起在西安结伴乱逛，步行去城隍庙、钟鼓楼、大兴善寺，远的有东关八仙庵，还去民主剧院买一角钱一张的站票看过秦腔剧《失空斩》，还去西关剧场看过戏，名字记不得了，而这些事都是大魁兄做主，我凡事都是听他的。“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闹革命，我们都成了逍遥派，整天闲逛一起玩。和我们经常一起的还有我邻居小名叫“禄禄”的李永禄。我们三人还是下象棋的棋友，禄禄水平最高，在西安市有不小的名气。我次之，而大魁只能屈居为三了。
　　“禄禄”的母亲，我叫李妈妈，曾住在白鹭湾5号，在家门口摆了个菜摊，就是前边说“白鹭湾街不宽，中间摆咧个卖菜摊”的那个菜摊。和李妈妈同院、我初中同班同学刘淑英回忆：“李婶租了院子对面高台台上的门面房卖菜，也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记忆最深的李婶卖菜叫卖声是：‘莲花白来咧，莲花白，白似雪，硬似铁……’。”硬似铁，意思是莲花白长得瓷实，里面不是虚泡泡。刘淑英西安商校毕业，先后在东大街克利时装店和建国路服装公司工作，后任南大街福康服装大厦总经理。
　　再有，李妈妈和我母亲关系最好，记得当年谁家做了顿好饭，都给对方端一碗过去。我2003年前后曾买了点水果、牛奶、鸡蛋糕和母亲一起去看望过当时已年近九旬的李妈妈。李妈妈为人极善良忠厚，但命特别苦，中年时丧夫，老年时丧子。她的儿子，我小时的伙伴“禄禄”不到六十岁患病而亡，禄禄的哥哥李永堂也得病跟着逝世，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想起来就让我悲痛难受，心酸落泪。
　　白鹭湾大巷子还住过一位声名极为显赫的传奇人物，陕西红拳承上启下的宗师，外号“神腿”的杨杰。杨杰的女儿一直住在白鹭湾，他的外孙是我弟弟的同学。
　　杨杰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一次，他领几人暗藏武器、刀械潜入西安城内打探消息。碰上十余个清兵搜身检查。眼看要暴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杨杰抡起飞腿，一路扫过去，十余个清兵全是太阳穴被踢，昏死过去。他们得以从北门逃遁，全身而退。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曾受命去商洛一带侦察敌情。途中天晚，与数名巡哨清兵不期而遇，杨杰施展腿功，横踢竖扫，一兵倒毙，余皆惊慌逃散。杨杰安然返回。从此杨杰就被称为“神腿”了。杨杰师承富平的红拳大师“鹞子高三”，一称鹞子，一称神腿，可见他们师徒的腿上功夫了得。
　　对杨杰，我开始是只知其人，未见其面。在“文化大革命”中，白鹭湾发生过一次汉民和回民练拳之人的械斗，双方手执铁棒、连枷、双节棍什么的，噼噼啪啪在巷子中间干上了。这时，一位老人从自家院子走了出来，咳嗽一声，只见缠斗正酣的双方人马，立即丢下手中器械，哗地一声，跪倒一片。原来他们双方中都有杨杰的徒子徒孙。当时我正逍遥在家，听到门外大呼小叫喊打声，忙出门去看热闹，谁知仍迟了一步，双方已握手言欢，说好过半个月以武会友，在城墙上比拳呢。这时，我才得以见到有八十高龄的杨杰真容，一位两眼神光炯炯的精瘦而英武的白胡子老人。听巷子里几个练武打拳的一说，把我惊得有点发愣。
　　杨杰曾参加同盟会，1911年任“秦陇复汉军”张钫麾下第六营营长，胡景翼部队武术教官。后入陕西靖国军某部继任营长，为陕西民主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1938年，杨杰被杨瑞轩聘为陕西国术馆教练。1950年后，杨杰负责陕西省武术协会工作，任陕西省国术辅导处武术教练。后来又在陕西省戏曲学校任武术指导，1958年被聘为省戏校武术教练，兼任省体委武术指导，省武术协会副主任。
　　1960年，74岁高龄的杨杰参加全国武术表演大会，并受到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嘉勉。西安电影制片厂把他的武术“燕青掌”“六合枪”“子棍”“春秋刀”等拍成了电影。在陕西武林史上，神腿杨杰亦是一名誉满三秦、风流千古的大师。他不但武功卓著，而且是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的功勋人物。
　　白鹭湾3号，还住过“反袁十八烈士”之一王绍文的二儿子王植。其父王绍文（名鸿遇），曾参加反对清朝帝制的辛亥革命，后将自家土地出卖补充革命经费。袁世凯阴谋称帝时，当时陕西各地革命党组成东、西、北、中四路义军，他为中路军总指挥，1916年，举义未成被捕，因立而不跪，高呼“吾今死矣！吾死后有能救民于水火者，吾虽死犹生！”被施以砍头极刑。尸首被挂在西安城西门外数日，其悲壮惨烈，慷慨赴死之大义，让我们后辈闻之，无不感佩莫名，热泪横流。
　　听说后来其后人将烈士葬于陕西长安双水磨村，也就是现在的丈八北路双水磨村，于右任和井勿幕等革命党人曾在革命公园为其立碑。有一位名叫景定成的人为王绍文撰写了《王烈士传》使之英名传世，流芳千古。王植先生和我父辈都多有交往。我和王植先生的儿子王治中、女儿王丽，都是西安市二十七中同一所中学的校友。2014年2月，王治中携儿子王程，以及我的发小、学友林宝龄、林安令兄弟，杨毅、阎正、张国维，受我邀请来我家做客叙旧。
　　三、从白鹭湾小巷子说起
　　白鹭湾街中间有一条大巷子，还有一条小巷子。位于小巷子里的白鹭湾33号，住有我父亲的好友侯宝文，1921年4月出生于蓝田，比我父亲小4岁。巷子里的人把侯宝文叫侯师，我把侯师叫侯伯，有时也叫侯叔。侯叔的二女儿侯成霞告诉我：“她家住的33号院，是小巷子的一个独院，占了小巷子三分之一。小院中有一个水磨石棋盘，是父亲做的，养了一盆大金魚，里边还有假山、水葫芦。每天一天到晚，都有邻居们来院子里谝闲的，不管大人小孩总是络绎不绝，连吃饭时都端着碗来，吃着谝着，欢声笑语一片。小独院却有着大杂院的氛围。想起当年一院子的热闹，真得很怀念。”
　　侯宝文是一位性格豪爽的痛快人，心底善良的热心肠。他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敢说敢当，爱管闲事。他还是儿童心性，爱玩爱耍，乐观自信，白鹭湾中间的象棋摊上总有他的身影。他喜欢年轻人，爱和他们厮混在一起，从不讲究尊卑大小，谁有事他都主动去帮。听说“文革”中巷子中的小伙子们和外巷子的造反派发生了矛盾冲突，打了起来。后双方谈判，几个代表去了，他跟着招急，怕出意外，咋都不放心！于是，独身一人，风风火火赶到谈判地点，把巷子中的谈判的娃们家给接了回来。
　　侯叔家住白鹭湾小巷子，却在大巷子上班，在巷子里一家建筑修缮队当主任。这家建筑修缮队是西安市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修缮队，公司办公点和家属院都在梁家牌楼。修缮队1958年成立，1963年后侯宝文先生调到了市建三公司，直干到退休。
　　侯叔的女儿侯成霞现在是一位花鸟画家，陕西省美协会员，师从西安美术学院教授、花鸟画家萧焕，1979年曾在长安书画社干过，和我的老师画家张义潜在一个单位。她和我的朋友，陕西省花鸟画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庚年也很熟悉。我欣赏过她画的不少画，有《松鹤图》《牡丹图》《紫薇》等，感觉幅幅清秀雅致、韵味弥漫，充盈着丰沛的诗意，具有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画最为注重的意境。以及她画画，善于选取新颖独特的角度，和微妙的分寸感的把握，这都很难得，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女画家。
　　侯成霞还在家里寻找出了一张五六十年前建筑修缮队成员合影照片，前景是一个石头盆里种的花卉，背景就是大巷子里老宅院厅房前陈旧沧桑的格子门窗，门头上挂一个当年比较现代时髦的大钟表，让你明白，这不是普通住家户，是一个单位。
　　小巷子还住有和我同姓的两户朱家。一家朱家骏，一家朱庸，属堂兄弟，我都熟悉。
　　朱家骏的父亲叫朱瀚丞，民族工商业者。民国十八年从蓝田进西安创业，先靠卖豆腐维持生活，再靠磨制豆腐创业，后来开办磨面粉的工厂发家，曾任青海省西宁市裕新面粉公司董事长。可在1958年“除四害”运动时，爬到城墙上吆麻雀，可能是太尽心，谁知城边有草，脚下一滑，不小心从城墙失足跌下来，把骨盆跌成粉碎性骨折。也多亏是顺城墙上的水道滑下来，要不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此后，朱家骏之父就把西宁市裕新面粉公司交给他的四弟，也就是朱庸之父经管。我记得朱庸喜爱练武术，那次引出神腿杨杰出门制止的械斗，他就是积极参与者。再就是朱庸也爱象棋，那白鹭湾街中间摆的象棋摊，沉迷于路灯下酣战的人中，一定少不了他。
　　记得“文革”中一个大夏天，我被朱庸邀到他家过厅下棋，一则他家宽畅，房顶特高，老宅子，加之门道有风，很凉快。我俩手中摇着扇子下棋，确实很惬意。只是朱庸手中是一把精致的折扇，我拿的却是一把和济公手中拿的差不多破旧的大葵扇。
　　当年夏天消暑唯有扇子可用，所以扇子不借给人。我院子前院住一单身老龄青年，我们经常去他房子看他写字，给扇子上写的字是“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秋冬。”
　　我当年想练字没有字帖，就是从他手中借的，记得有柳公权《玄秘塔碑》和一本汉隶字帖。回去用又薄又白有点透明的纸，贴在字帖上用钢笔把字空勾下来，装订成一本字帖。记得在封面上写有“空隶秘塔”四个字。所以一晃六十多年，我至今都会很熟练地用硬笔写空空字，也叫双勾字。
　　少年时的朱家骏，是白鹭湾一位文艺天才，能唱、能演、能画。1965年春节，街巷排演节目，参加莲湖区会演，我拉一把二胡参加，纯粹滥竽充数。朱家骏是主演兼导演，绝对的核心。他在当年风靡一时的表演唱《逛新城》中，饰演藏族老大爷，又唱又跳，占尽风光。还有给街道办的宣传栏、黑板报，他一个人是又写又画，办得精彩花哨，自然又是人看人赞。这些都让我非常佩服，而且对我以后的艺术爱好影响极大。
　　朱家骏1965年去了南泥湾农建师当了兵团战士，实际上就是知青。他的命运由此发生巨变。到第二年的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演变成“武化”大革命时，农建师的造反派从延安运来一马车枪枝和手榴弹，运到朱家骏所在的班，马上有人就拿起一枚手雷，在院中间拉了导火索，还在上边盖了个脸盆。“轰”一声炸响，差点伤了人。身为班长的朱家骏，马上严词让把这一车枪弹拉走，说：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马上有人站出来说：朱家骏反对“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的“文攻武卫”。
　　就这样，朱家骏一下被卷入一种凶险无比的政治旋涡之中。加之出身不好，马上被关进牛棚，专政了起来，一连挨整一年多，没材料就找材料，动员兵团战士揭发，胡编乱造找罪状。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最后给朱家骏定的罪，简直荒唐到极点，竟把他12岁时当少先队员画的他在白鹭湾家中院子的一幅画，说成是记的地主资本家变天账。因为画上有他的老宅院的旧门楼、厅房，还有座钟、中堂画、花盆，庭院里的夹竹桃花什么的。说朱家骏妄图翻案变天。
　　接着就是逮捕，以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关进死囚牢。还把他拉出去假枪毙了一次，当时，把他拉到南泥湾的“思德沟”，随着枪响，被整得疲惫不堪的朱家骏头一晕就栽倒在预先挖好的坑里。当他刚发现自己没死，就被几个人抬着扔上了囚车，拉回监狱。
　　1970年8月，朱家骏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整整劳改九年，到粉碎“四人帮”，连江青都被判了刑的1976年，他这个所谓反对江青的反革命，还被继续劳改了三年。到1979年7月31日才获平反，宣告无罪。这还不算，还给他留了条尾巴，平反通知上说他误听敌台一次，属于一般错误。所谓误听，就是别人收听敌台时，他进房子也听到了。出狱后并未恢复公职，他为错判刑要补发工资，人家让他打借条，借了三千元，钱给你补了，但不算赔偿，算你借的。你说荒谬不。被整怕了的朱家骏，此时还是敢怒不敢言。
　　1975年，我在铜川市歌舞团编导组当创作员，经省文化局介绍，和陕西歌舞剧院的冯云英老师、铜川歌舞剧团舞蹈队的副队长于长发一行三人，到延安，在延河饭店采访过“北京知青学大寨赶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认识了一位陕歌的子弟，在南泥湾农建师当战士。我们就跟着他，去了一趟南泥湾的农建师，想搜集点创作素材。
　　到南泥湾农建师，我就打听我少年时就崇拜的，在白鹭湾一个巷子住过的朱家骏。才知他被判了刑，还说他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黑高参。反革命集团咋回事呢？原来是农建师一伙农工战士在宿舍胡乱谈今后的理想，其中一个说：他要是当了总统，就封谁为外交部长，于是，大家就开始争谁能当啥？这个是国防部长，那个是财政部长，还有铁道部长、文化部长等等，连农垦部都安排了部长。
　　本来是一伙小年轻无聊地瞎谝闲传的事，被人揭发了，上纲上线，一下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在抄家时，连带抄了朱家骏，一下查出一箱子“记录农建师阴暗面的日记和变天账”，把朱家骏定了这个集团的黑高参，而逮捕判刑。
　　当我2013年的一天和朱家骏兄谈起此事，家骏兄说：全传乱了，就不是一个团的，也不知把谁的事，安到我头上了。
　　十年“文革”期间，朱家骏所在的南泥湾农建师14师141团，不算被群众专政，关牛棚，监督劳动，直属连就有监狱，团部更有大监狱，还有一座石牢，可以非法枪毙人，可以说，让你想都想不到的残酷，黑暗到了极点。被判刑、劳改的兵团战士约五十人，占全团的百分之二十。
　　而曾住我家对门白鹭湾12号的王权，也是和朱家骏一起到南泥湾农建师的。王权是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画家，毕业于西安艺苑美校，跟从著名人物画大家，曾与刘文西、陈忠志一起创办西安美院国画系的张义潜先生学过绘画，他算是我的学兄。因为1965年我考上的西安财会学校，张义潜为初中工艺班老师，王权也曾在该校为工艺班当过代课教师，可惜当年我们就是碰面，也不认识。1986年，王权曾协助张义潜老师为陕西临潼华清池创作完成大型大理石蚀刻壁画《杨玉环奉诏温泉宫》；王权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高级美术师，曾任陕西书画院副院长、西安市文史馆研究员。
　　在南泥湾，王权也经受了一番血与火的无情折磨，他为农建师画过一幅毛主席像，被造反派从画像中找出问题，说：毛主席身后的光芒，像是射在毛主席身上的带血的毒箭。因为一束束光芒是从细到宽放射，他们说：你看，箭头尖尖儿全对着毛主席！光芒为什么是十二条，那是象征国民党，他的党徽上光芒也是十二条。如此阴险万端、费尽心机地罗织罪名，真正是千古奇闻，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然，给王权罗织的罪名还有不少。例如：晚上睡觉把袜子放到《毛主席语录》上，是臭毛主席呢？下地劳动时，把一块砖竖在写有毛主席语录的宣传牌下，是想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立成坟墓；爱拿叉子吃饭，是资产阶级。还有更荒谬的呢！就是王权到延安买点茶叶和糖，怕忘了，就记在烟盒背面，写了“茶、烟、糖”三个字。回来时一揉扔了，被他们拾去了，一经分析，这是利用谐音制造的联络暗号，是和关在牛棚的专政对象互通信息。“茶”就是：在查我们时，“烟”和“糖”就是：你一定要敷衍、搪塞。
　　当时，农建师王权所在的团，打了一批牛鬼蛇神的专政对象，牛棚关不下了，把饲养室的牛吆出去，腾空了地方关人，把牛放到外头住。你说恐怖不恐怖？极端不极端？
　　王权当然也反抗过，据理力争。尤其是对能定现行反革命罪状的所谓放光芒是射向毛主席带血的毒箭这一条，王权怒不可遏地说：只有心里阴暗的人，才会这样看。十二条光代表国民党徽，更是胡说，当时《解放军日报》上画的毛主席像，背后就是十二束光芒。可越辩越糟，成了顽固不化分子，到最紧火时，他们声称要把王权劳改十五年呢？！可我的王权学兄，福大命大造化大，没有重蹈朱家骏的覆辙，竟然安全过关，走出了牛棚。这全因为王权这时，在农建师找了个恋爱对象，是师里政治部主任的侄女，此时又由主任升为师长，这才没人敢惹他了。
　　当我在莲湖路书法家冯郁章家中，采访朱家骏和王权两位仁兄时，冯兄夫妻两人都是南泥湾农建师的。我竟脱口而出对着王权兄说：嫂子是你的保护神呀!
　　四、老街巷的原始味道
　　我家院子斜对门朝北的院子“文革”前后住的是白鹭湾居委会治安主任叫赫志学，满族。“白鹭湾街不宽，中间摆咧个卖菜摊。”这首民谣中后几句就是：“赫志学掌政权，办事不准人言传。”“秤不够不敢言，就像哑巴吃黄连。”这当然指赫主任有点霸道的意思了。
　　赫志学和我父母关系不错，来往较多，是一个有点威严，办事干练的人，记得他很爱夸奖我懂事，学习好，我叫他赫伯。
　　赫志学五十年代初家境差，在大门口的门道子因陋就简，摆了个小摊，买卖点烟、糖果、甘蔗之类。记得当年有个“戳彩”带点小赌性质的玩意儿，在一个盒子里隔成方格，每个方格中放一块糖，或一个弹球什么的。让你戳开上面蒙着的一层纸，赌运气，如果是上边的小吃货，那你就赔了，因为一分钱当时能买二块糖呢！如果是一张写着字的小纸条，上面可能写着一小包酥豆、一根铅笔、铅笔刀什么小物件，那你就赚了。当然最后平均起来还是商家要赚钱的，不过赚的是小钱。赫志学的摊子上就有戳彩，他招揽生意是连吆喝带唱：“戳彩来，碰运气，个人掏钱得东西，吃不了亏，上不了当，一分钱浪一浪。”西安人的所谓“浪”，就是转、耍、散心的意思。有浪街去，到城隍庙浪去，到城外浪去等说法。可能人都有点儿赌性吧，“戳彩”这玩意特招小娃娃喜爱。
　　说起卖东西的吆喝，五六十年代的西安，还真是五花八门，有点意思的例如：那时每家院子都有井，经常有把桶掉进井的事发生。于是，就产生了捞桶的职业。只见一个汉子，肩上扛一竹竿，挂着钩搭子。边走边吆喝，先是：“捞桶来!谁家把桶掉井里咧？”第二遍就说反语，来逗人笑、惹人注意，吆喝成：“捞桶来！捞井来！谁家把井掉到桶里去咧!”捞桶的姓王，就住在白鹭湾南口的含光里和四知村之间的土崖上挖的窑洞里，他有个儿子，好像和我们年龄差不多。
　　再就是有个卖元宵的，每次傍晚路灯亮了，就准时挑着担子经过西梆子市街、白鹭湾一带，吆喝：“桂花元宵！”看没人买就喊：“桂花元宵，跪下(哈)挨刀!”这时就有调皮的碎娃娃们追着卖桂花元宵地喊：“跪哈挨刀的来咧!谁买跪哈挨刀？”卖元宵就发躁了，骂道：“你们这些狗崽娃子，人家说：城门楼子，你说你沟子上长咧个瘊子，人家说城门楼子倒咧，你说你沟子上的瘊子好咧!能胡粘的很！”
　　吆喝中有编成顺口溜的，例如有：“凡士林、雪花膏，卖的买来捎的捎，没有瓶瓶拿纸包。”还有卖杏核(胡)凉眼药的一个白发老汉，夏天时才出摊，沿街叫卖，嗓音清越高亢，“杏核(胡)，凉眼药”，一嗓子出口似带有凉气。买杏核(胡)凉眼药的老汉，从西安西头卖到东头的街巷，就有顽皮捣蛋的劣少们尾随于后跟着喊：“杏核(胡)，凉眼药，点一个，瞎两个。”老汉是兴平人，也称自己眼药是“兴平杏核凉眼药”，有点创牌子的意思。老汉在西头白鹭湾一带卖，巷子里的捣蛋娃们没人敢搅骚老汉，大人们不准欺辱老年人，谁敢跟着喊：“点一个，瞎两个。”要挨自家父母一顿饱打的！
　　说起吆喝，当年有一个高个麻脸卖杂货的盲人，他走街串巷时这样吆喝：“洋碱香胰子，卖木梳卖蓖子，人丹宝丹八卦丹，万金油来十灵丹，谁要呢来谁言传。”我对门白鹭湾12号院子王家的王瑛姐，小时爱看卖杂货的给人卖东西时算账找钱的过程。她给我说：卖杂货的这位盲人爱穿一双长袜子，大小钱分别放在袜子上下缝了四个小口袋的地方，动作利索，眼睛虽然看不着，但绝不会放错地方，收钱，找钱分文不差。有货郎担卖木梳时还会说：“梳子，桃木的。”桃木辟邪，那年月，桃木梳子还是女子出嫁的陪嫁之物。
　　最吸引小孩子的，一是卖镜禚的，一寸大小圆形小笼小屉，放上糯米、白糖、青红丝、核桃仁等，在小火炉上蒸。蒸好后用一小竹片扎起，小圆镜样的一种甜点吃食，所以叫镜禚。又好看又好吃，吆喝声就两字，短而促：“镜禚!”
　　二是棉花糖，把白糖化成水，经加热后，利用气压喷吐出一团团棉花丝絮状的东西，一根小竹签一搅绕，就成了一大疙瘩，这就叫棉花糖，其膨化过程堪为神奇，吃的时候膨松，入口即化，感觉妙不可言。
　　这让我想起当年西安无处不在爆米花的，一个黑炸弹一样的铁疙瘩，放进一小缸大米，加盖密封起来放在炭火上转着烧，烧够二十多分钟时间就行了，把盖头对着一麻袋口，解盖放气，只听嘣一声巨响，一小缸米就变成一满脸盆的“米花”了。
　　七十年代中有次听人谝闲传，说爆米花的把这玩意儿带到美国去，一下把美国人给震失蹋咧！从此再不敢惹咱中国人，急忙派基辛格到北京，要和中国建交。因为中国掌握了这叫粮食膨大器的新科技，以后养活自己六亿人没麻达，美国人也能沾光呢？太了不得咧！如此调侃自嘲，当时真让我是又好笑又伤心。
　　想当年，经济比较落后，人们整天在嘴上挖抓，民以食为天嘛!一天到晚，不同时辰有不同的小吃担子上街。早晨到上午就是豆腐脑、蛋花醪醩、豆浆油条，中午成了油茶麻花、炸油禚的，有时有三原的泡油禚。下午饭点前后有卖酥豆麻叶、梆梆肉，以及冰糖葫芦、瓜啦枣。傍晚则有元宵，玫瑰、桂花馅的。还有豆浆、油条，和早晨不一样，卖豆浆的可能来自汉中，因为豆桨里有米，还放几粒黄豆，叫“米豆浆”。卖米豆浆配的油条也小，有时晚八九点才出摊，摊子比较固定，担子一头上挂一盏红灯笼，卖到晚上十点左右，相当于夜宵。
　　西安人习惯把这种“米豆浆”叫“甜浆”。也把不放调和、浇臊子的面条叫“甜面”。我爱吃甜面，即白面条，也是从父辈传下来的。我父亲说：河北省人喜欢吃甜面，喜欢的是品小麦的麦香味。吃甜面就点菜，最好是潼关酱笋，切成丝，再讲究点就是葱花炒鸡蛋。
　　我父亲的几位师兄是河北人，经常一起搭伙学来的。一次和山水画家赵振川兄一起吃饭时说起甜面，好不亲切，我俩就专门点了两碗白面条，就着菜吃。赵兄是河北人，父亲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四十年代从河北迁到西安的。这证实了河北省人确实喜欢吃“甜面”。
　　再有卖醪醩的，用一勺醪醩醅，加水煮开，放糖、打上鸡蛋搅成絮絮，叫鸡蛋醪醩，还有的放上点桂花，那可是当年西安人最惬意的美食。有固定摊的，也有换地方摆摊的，基本上一天都在卖。还有专卖醪醩醅的，吆喝时一字一顿，扯开拉长嗓子叫卖“醪---醩---醅---嘞”，供应住家户买回去再加工。可能较难卖，有儿歌唱：“醪醩醅，卖到黑，卖不过，叫他婆，他婆给娃个大钉锅。”钉锅，即用二拇指弓起来在脑门和头上敲。黄宏演的小品《考验》有“弹脑门”，在西安就叫“钉锅”。
　　有推着两轮车子卖洋碱的，用洋鼓洋小号壮声威，先吹上一段：嗖嗖嗖嗖米嗖，嗖豆西啦嗖，啦嗖啦啦米来，米来豆豆来……，再按节奏敲着洋鼓咚咚咚地唱；“同志们，都来买洋碱，第二生产合作二社，质量提高，价钱降低，流动推销，批发价钱。”五十年代的小孩子，那见过这阵势，洋号吹得嘀嘀嗒，悦耳雄壮。我就跟着卖洋碱从白鹭湾转几条巷子，吸引我的，当然是金光闪闪，声音嘹亮的洋小号啦!
　　说卖洋碱，就是卖肥皂。那年月，抗美援朝前后吧！有童谣把美国总统编排进去了，蛮有时代特点。小娃娃、小学生们唱道：“杜鲁门长，杜鲁门短，杜鲁门他妈卖洋碱。卖咧一后晌，稀屎拉了一裤裆，要纸，没纸！要套子，没套子！拿咧杜鲁门个高帽子，擦一擦，戴一戴，你看杜鲁门他妈怪不怪？”
　　再有，南北马道巷这一片挨着城墙，娃娃们的童谣，就把西安城墙的护城河和杜鲁门编到一块去咧。“玻璃窗子玻璃门，里头坐咧个杜鲁门……。杜鲁门，高鼻子，想吃西安的酿皮子。辣子抹咧一鼻子，跑到城河洗鼻子，青蛙蹬咧一蹄子，把杜鲁门气成个歪鼻子。”这几首童谣，一直伴随我，从小学时住的四知村到上初中的白鹭湾。
　　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前后吧，每当元旦、春节来临之际，就有骑三轮车沿街卖年画、年历等宣传品的，我仅记得这样几句吆喝：“一张年画一毛钱，贴到墙上看一年。”还有：“李铁梅，举红灯，下边站咧个红卫兵。”
　　“文革”前卖年画有：“不出门，能看戏，陈妙华的《三滴血》，肖玉玲的《火焰驹》。”这些顺口编的吆喝，都十分的生动精彩。说到《火焰驹》，当年我们唱的儿歌中也有：“锵，锵，嘁锵嘁，城隍庙里看大戏。八点半的《火焰驹》，谁有钱，谁看去，谁没钱，赶紧回家睡觉去。”
　　记着卖年画的还吆喝有：“李瑞芳的《梁秋燕》，一看三天不咥饭。”《梁秋燕》是陕西除过秦腔外又一个大剧种---眉户剧的代表作，当年风靡一时。
　　有一位满嘴没一颗牙的老汉，是走街串巷钉茶壶钉碗的，吆喝时嘴里走风漏气，喊一嗓子“钉茶壶……，钉碗咧！”特有韵味。如今已没这种营生了。钉茶壶钉碗，顾名思义，就是把破了、有裂缝的瓷器，例如壶、碗、花瓶、罐罐、盘子等，用金钢钻钻几个小眼，再在两边用卡子钉住，接在一起，还能凑合着继续使用。民间有所谓的：“没有金纲钻，就别揽瓷器活。”就是指这钉茶壶钉碗而言的。
　　类似的还有“钉锅箍漏锅换锅底”的。一般是外来的河南人，跑南院门、夏家什字、白鹭湾这几条巷子的是一位怀川县老乡，吆喝声别有一种味道。“钉锅，箍漏锅……换锅底来。”喊得兴起时还有一串说词呢？！“什么钢精锅、铁锅、搪瓷盆……”，“盆”字朝上一扬，一拐，尾音不绝，传得很远，很有点儿穿透力。隔一半条巷子都能听到。
　　夏天卖西瓜的吆喝也特有味气：“沙瓤的西瓜切开咧，红沙瓤的赛冰糖，黄沙瓤的赛蜂糖耶。”开头的西瓜切开咧，吆喝得和唱一样，一字一顿，很恢宏的感觉。尤其三伏天的酷热难耐时，听了爽快，一股甜丝丝凉气，直冲喉咙眼，让你满嘴生津。而冬天买甑糕、枣沫糊、油茶的吆喝则强调：“甑糕热的，来咧呀！掏钱不多，吃个煎火。”煎火就是烫，尤其三九严寒天，由不得上前要上一碗暖个胃。
　　那年月，兴一种高级食品，不要粮票。可一个五分钱的饦饦馍（烧饼），卖二块钱；一斤八九角钱糕点，如“德懋恭水晶饼”要卖七八元，相当穷人家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一两一角五的红萝卜干，就属于这类的高级小吃，卖的时间不长，大概半年天气就绝迹了。一般老百姓当然吃不起，就有小孩子们唱：“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婆上茅房（厕所）。手里拿了张高级纸，可惜高级勾子拉不下屎。”后边两句还有不同版本，记得有：“茅房没有高级灯，吓得高级老婆跌进茅屎坑。”这两句流传比较广。今天再念上几句，联想起1960年困难时期流传在西安的民谣：“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让我这个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瓜菜代”，饿过肚子的老西安，依然有点伤感，有点异样的凄惨。
　　是啊!这些仿佛依然回绕在你耳畔的，不绝无缕的吆喝声，已经成为一种民俗遗存的老古董，成为了一个城市身份认证，最为直接的标志，成为了一条老街巷最为酵厚的原始味道。
　　人老了，就容易陷入回忆，而在久远的五味俱全的回忆中沉醉，甚或迷失，不失为一种最为简便，也可能最为奢华的快乐。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