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九诗歌流派在新时代农民诗歌中发展壮大

     （一）
　　郭建民是个人物。读罢《郭建民散文选》与《郭家庄纪事》两本书后，连同案头《郭建民诗选》《乡音一唱五十载》《陕西农民诗歌六十年》《陕西农民诗歌志》等著作，连贯思索，如何用中国诗歌史、陕西文学史的视角，宏观地审视郭建民这个人物？我认为，以王老九诗歌流派的视阈观照郭建民及其作品，可能会更准确更客观地评价他的文学地位。相反地，离开王老九的庄稼汉诗歌流派，郭建民也罢，李强华、蒿文杰、王世民也罢，甚至与王老九同时代的谢茂公、李登峰，王老九在临潼的诗友群体祁守业、周维新、何成海、穆志远、高寿山及贺丙丁，都会沦为孤零零的农民个体，从而丧失农民诗人积聚性共荣性的艺术光芒。实际上，当代文学批评界研究李强华、郭建民和陕西农民诗人的诗作文本时，都不由自主地将诗人置于王老九诗歌流派群体里表述。相比较而存在地分析王老九流派诸成员，既存在诗风相近、在艺术竞胜中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互相吸收的艺术同一性，又存在文学的差异化。
　　40多年后重提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更自觉地对农民诗人进行具体的有的放矢的文学批评，以适应时代与读者群众的需求。 　　1982年3月底，我应约参加陕西省民研会第一届学术年会做大会发言时，带的学术文章是《王老九的诗歌风格及其流派》，可以说，在全国文学界特别是文学批评界，就王老九诗歌流派的观点喊第一嗓子。这个学术主张，会不会被认可呢？在骊山脚下在那个我起名紫桐园的田野（临潼县委党校）桐树笼罩的小平房里酝酿、起草论文时，怀着一种“文革”后重塑中国农民诗歌的自信心和对临潼以王老九为旗帜办诗乡历史逻辑之必然性的探索冲动。（参阅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过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胜《千年文字会说话》《农民诗的对话》，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照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我寻求文学根据，得出了这个学术论断，并没有相反相成地想会有文学权威持相反意见。在西安钟鼓之间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讲台发言后，到会的学者、同仁和省委宣传部、省政府、省文化局与各地区文化局的领导同志，基本上都肯定我的学术主张，上上下下一口腔地赞成。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正反两种文学潮流验证，中国确实出现了形成了一个以王老九为代表的庄稼汉诗歌流派。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与手机，电视刚刚兴起，买电视机凭票才能买到。当时我与郭建民不熟悉。在鼓楼那次会议上，贺丙丁引见了宝鸡红色文艺家张宁，李强华与蒿文杰两个找到我的宿舍，分别交流他们与王老九的缘分。我给他们三个，还有王世民，写了赠诗。王世民没参加会议，但他给临潼诗刊投了稿，我现在还保留着李强华、王世民的诗稿手迹文本。郭建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我那篇论文也没有写铜川郭建民及其作品。郭建民后来回忆说：“那次会议没有通知我参加，但从李尤白老师那里得知了开会的信息，我专程从铜川来到西安。那天晚上，在省文化局招待所，李尤白引着我拜见了李强华、贺丙丁、蒿文杰、刘荣庆，与这几个农民诗人和研究王老九的，算是初次相识。”我与郭建民真正交往相对较晚。我的那个王老九诗歌流派的提法，当时在“文革”闭幕不久，震动与影响挺大的。王老九次子王继洲会后到西安走了一趟，回临潼对我说，柯仲平的夫人王琳、李尤白、高奇与高平姐弟都问哩。实际上，高平开会期间找我说过：“对王老九和他的诗，不宜做高度的理论概括。”刘克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刘荣庆猛出窝！”我写柯仲平与王老九合影的诗，登在临潼诗刊，王琳说：“终于有人把柯仲平与王老九联结为一体了，该给柯仲平平反了。”李尤白兴高彩回忆与王老九的交往。鱼讯在会上专门讲了王老九诗风，肯定了王老九流派的提法。省民研会在第一次学术年会后出版了一本民间文学论文集，将我的《王老九的诗歌风格及其流派》收录了进去。其实，也有担心的。时任省作协主席胡采支持我办诗乡，雷乐长就是他和延河总编辑王丕祥派去协助我蹲点总结经验的，但胡采也担心我的提法在文学批评界出现反对意见。他会上没说话，会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最好不要用“王老九诗歌流派”的提法。这么说出去，好像兄弟省的农民诗人都围绕在王老九旗下了，显得陕西太张扬了。他是延安出来的文艺批评家，从与兄弟省的关系切入，还约我到作协谈过一次。我仍申述自己的学述主见：“王老九诗风及诗派是历史形成的必然，并非主观强加的。我是个文学爱好者，提对提错又不是省上的文艺名流，别的省有意见也怪不到陕西省的领导。”1983年2月20日，胡采《给王老九诗社的一封信》里，更详细地阐述了对王老九庄稼汉诗派提法的担心。胡先生内心支持、关心我的王老九研究，同时担心“追求自已所标榜的（王老九）‘诗派’或‘诗风’，这反而可能会造成创作中的某种限制性”。他主张“目前先不标榜自已是一个什么（王老九）‘诗派’……”（《陕西农民诗歌志》第256页）其实，魏钢焰、戈壁舟、玉杲、晓蕾是写洋诗的，雷乐长写民歌，柳青、李若冰、王丕祥、韦昕等，对王老九诗歌流派研究都取支持态度。省作协召开的“文革”后首次创作座谈会，特意通知我参加。陈忠实、贾平凹、赵熙、王晓新、邹志安、莫申、王海、王蓬等写小说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也是那次参加创作座谈会的。
　　1983年4月8日至12日，在北京西山开全国民间文艺第二届学术年会，陕西民研会高少峰，我和南子仲，三个代表陕西出席。我的论文仍是《王老九的诗歌风格及其流派》，记得南子仲带了篇研究笑话的文章（南子仲吕仪编《现代笑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结果，王老九诗歌流派的提法，在全国并没有异议。湖南刘勇，河北刘章、李永鸿，辽宁霍满生，青海韩友鹿，安徽殷光兰等农民诗人，都认同王老九是这个庄稼汉诗歌流派的旗帜。当时整个诗坛乃至文学界也没有不同意见。贺敬之、李季、阮章竞、张志民等靠拢民歌的诗人，写自由诗的艾青，都肯定王老九。郭沫若、老舍这些文学大家也高度评价王老九。阎纲陪魏钢焰到临潼讲课时，就高看王老九和他的诗友。中国民研会副秘书长程远领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见何文轩，也就是何西来，他是临潼县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地下和村人，我的小学、高中校友，也高看王老九。阎纲、何西来都是全国有名望的文学理论家。周扬、钟敬文、贾芝、刘魁立、乌丙安、陶阳、马萧萧等全国民间文学的理论权威都出席了北京西山会议，并没有人对王老九诗歌流派持异议。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的《民间文学论丛》还发表了我的《王老九评传》前半部分。
　　今天，我们都承认王老九诗歌流派是中国农民诗的主流，庄稼汉诗派的主要代表、一面旗帜，陕西文学界对此已没有什么担心的了。我2013年在《农民诗和农民诗的历史分期》中，继续沿用了王老九诗歌流派的提法。《陕西农民诗歌志》也收录了我的这篇论文和《王老九的诗歌风格及其流派》。
　　1994年陕西农民诗歌学会成立后，特别是郭建民让这个学会起死回生后，陕西文学界又提出了王老九——李强华——郭建民三个陕西农民诗歌领军人物的学术论点。
　　今天，评价郭建民的文学地位和作用，我提出放在王老九诗歌流派的视阈下，就是考虑到这个庄稼汉文学流派的发生、形成、发展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在文学批评界也有一个在学术结论上主观认识趋同的过程。用毛泽东《实践论》衡量，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吧。 　　（二）
　　在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全面而辩证地评价郭建民的人生轨迹与诗歌成就，需要在与王老九、李强华等不同历史分期的诗人做比较研究。
　　笔者在《新闻民俗学》里谈差异化时指出：“差异化报道方式主要呈现为异乡异俗与异时异俗两类，其哲学本质就是将唯物论的时空观、‘四维’观应用于民俗新闻报道实务。因为，不同民族民间风俗文化总要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为载体，并存在于一定的‘三维’空间环境与‘一维’时间的线性运动状态。从事民俗新闻报道的媒体和记者，就是要在时空的‘四维’差异中寻求、揭示、传播特定民族民俗民间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刘荣庆刘婷《新闻民俗学》上卷第29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要在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将郭建民与王老九、李强华做比较研究，称三个人是陕西农民诗歌的“领军人物”，其地域三维差异在临潼、鄠县、铜川三地，时间一维差异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中的线性重叠有较多农民诗歌艺术传承，而独自生存的阶段则更多显示了农民诗歌艺术的个性差异。通俗而言，就是“领军”领了什么？各不相同的社会艺术成果是什么？这个说起来挺复杂，王老九与李强华相交集，没有见过郭建民；郭建民与李强华有交集，没有见过王老九。其艺术传承只能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与三个人都见过，由于地理上近水楼台与工作关系，研究王老九更多。
　　王老九是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农民诗人的杰出代表，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农民诗歌的开创者、奠基者。陕西快书的曲艺界在溯源陕西快书祖源时，找到王老九和他的快板。临潼当代的年轻人逢年过节或艺术表演时，仍然打竹板说王老九的《进西安》《进北京》《张玉婵》等名篇。这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抖音”、歌手视频。有的文学批评家甚至作协领导，也将王老九的诗歌称为快板诗。王老九的孙子王湃是写诗与赋的，也固执地认定他爷写的顺口溜。我认为，这些论断，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误判甚至荒谬。王老九的作品留世的百多首（部），有传世的快板诗，也有凊新活泼的民歌，少数自由体，但终身都在探索民歌与古诗相结合的样式。他念书少，古诗词曲是通过传统戏曲习得的。这个照毛泽东指点的艺术方向的探索历程，也是王老九对农民诗的启蒙与重大美学贡献。王老九是埋在黄土里的一颗珍珠，党和毛主席拯救他出水火，因此才大声讴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讴歌人民领袖。王老九始终是根扎临潼土地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农村生活的农民。王纪洲、李尤白、祁守业、贺丙丁等都和我探讨过王老九与同时代的谢茂公所存在的差异性。文学批评要历史地评价这个诗坛流派，不能把王老九曲解为纯粹用快板“歌功颂德”的土老冒。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口头讽喻作品：“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偷料哩，老牛拿它的轭子上告哩”。我的《王老九评传》写过这个农村经济困难时期的故事。《王老九之死》那一部分在群众艺术期刊公开发了，悲剧色彩浓烈。网媒转载后，不少人读哭了。（参阅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过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胜《王老九之死》，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不能戴有色眼镜观察王老九这个庄稼汉诗歌流派。20世纪“文革”后、80年代及其后，临潼举王老九旗帜兴办诗乡，依靠的骨干力量便是王老九的诗歌流派。王老九和他的诗风、名篇、名句，在临潼家喻户晓，老幼张口可诵，深入人心，诗歌结社绵绵不断。
　　郭建民与章立、李强华均对我在临潼以王老九为旗帜举办县级规模的诗乡充满期待与热情。1994年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成立时，吸收临潼民间文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民间故事家林宏作首届副会长。临潼诗乡在世纪之交的城市化网络化中，由陕西农民诗歌学会与省传播学会、省报刊广电审读中心协同支持，王老九家人出钱出力，本人统筹策划图文、考定文物、撰写讲解词、设计审定展版，塑造毛主席接见王老九铜塑，创办中国农民诗人王老九文学艺术馆、乡村剧场（委会筹资兴建称“神东村大舞台”），重新为王老九立碑，举办纪念王老九活动和省级规模的农民诗歌赛事，始终呈现了王老九家乡临潼诗乡的勃勃生机。1979年8月7日，笔者与王纪洲、雷乐长、张陶渊等支持王老九的诗友祁守业和贺丙丁、张肯堂、张廷柱、王纪凯等创立全国首个农民诗歌结社王老九诗社。王老九诗社一时风头无两。社长、农民诗人贺丙丁克服困难，油印《庄稼汉》150多期，在子女帮助下办博客，正式出版《贺丙丁诗选》《贺丙丁文选》《农民诗人贺丙丁》图集与《祁守业诗选》等书籍，事迹经省、市电视台与央视传播，吸引了陕西乃至全国文坛的目光。（参阅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过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胜《贺丙丁和他的诗歌》，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95岁高龄的贺丙丁于2021年去世。王老九诗社因传承障碍，后继乏人，导致由盛趋衰，其力量重组登记注册与振作，尚须时日。原中共临潼县委副书记苏国全亲力亲为，于2001年1月创办的骊山诗社，适应时代变迁，接力竞胜，继续高举王老九诗歌旗帜，灵活机动地坚守为三农、为党的中心工作、为骊山世界名胜旅游地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更新换代稳健，与区老干局、区工会、区文联、文化馆、图书馆、等宣传文化机构频繁互动，逢年过节舞台演出、诵诗赛诗，诗歌创作活动健康活泼，每年自筹经费，相继出版铅印社刊《五色石》19期、大型系列诗歌专集文本11本，吸引、团结了全区的文学精英和王老九诗歌新生代的创作骨干。骊山诗社许多活动，本人与诗人雷乐长、王老九嫡孙王澎、王湃等都应邀参与其中，笔者多次返乡做专题诗歌讲座、为其出版专集组稿、审稿、写序，出谋画策。王伏生创建的临潼楹联书画学会、赵志军创建的骊麓书画会、杨自力创建的铁马文学社等文艺社团，也自动为办诗乡出力。王老九故乡临潼的主力诗社，是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与之同步前进的生力军。郭建民始终以朝圣般的深情对待临潼诗乡，为之操心，并积极參与王老九故乡的一些重要诗歌活动。
　　《李强华诗选》《李强华评传》出版后，赵武荣和李兴团送我拜读。我初步感觉，将李强华与王老九的关系写得有些单薄。1982年4月6日，李强华给我寄过一篇《我与王老九的往来》的长稿，登在临潼史志。此文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两个人六次见面的过程，包括柳青闻声而至的细节。还有“文革”中期，强华看望师傅走到临潼受红卫兵阻挡的情节。我给强华的赠诗，写到了这些。中国艺术出版社2008年岀过一本画乡诗社编的《农民诗人李强华》的纪念文集，内收李强华自叙《三拜王老九》《农民诗人王老九》《民间文学与王老九》三文和章立的《农民诗人李强华》、石侃之《诗人情怀农民本色——记农民诗人王老九和李强华》等，都对李强华向王老九拜师学艺有所叙述。现在的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李强华评传》，对两代诗人的交往记述，具体事实少，抽象说理多，有的甚至揣测想象。恐怕与对存世史料考证不足，特别与没有看到李强华与王老九六次交往的回忆录有关吧。《李强华诗选》对诗人成万首诗作，筛选了三千多首，大致可以了解李强华的时代脉动与历史屐痕。文学批评家常智奇概括他“从东方红的霞光中走来”、“从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走来”、“从文革风暴中走来”、“从改革的大潮中走来”。《李强华评传》要具体写这“四个走来”，则十分不易。如写李強华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似乎比较平顺。这不符合宏观实际与具体的诗人微观实际。我问兴团是这样吗？兴团说，他爸“文革”挨批判。鄠县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农民“理论家”叫杨伟明，提出“一叶知秋”，主张困难时期农民分田单干救急。由于受到长时间上纲上线批判，精神崩溃，与妻子沐浴后自杀身亡，被称为“民间顾准”。我问兴团：“你爸不认识杨伟明吗？”兴团说：“杨伟明的岳父，是我爸的舅父，知己亲戚，逢年过节必见。”李强华在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与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上，存在坚强的信念，这从他的现存诗歌可证。但在杨伟明这么重要的全国性重大事件中，《李强华评传》叙事却对此绕开而去，值得考究。文学批评不能要求一个农民诗人置身于社会潮流之外，更不能让他超越时代。绕开了社会生态，反而淡化了传主，甚至可能让读者对传主产生被时代边缘化的审美误读。我看，对此最好用司马迁著史的“实录”精神与笔法处理之。
　　郭建民有生之年会不会出评传，不得而知。写郭建民评传或用文学批评分析郭建民的诗作，我看仍要坚持唯物辩证法。不要绕开诗歌反映生活，记录生活，抒发感情，干预生活的原则；不要把他弄成“廊庙诗人”。郭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生活里也遭遇过坎坷。他在《郭家村史略》一文里，记录本村农民对对子，编民谣，那些辛辢而尖锐地讽刺丑恶，就是非常生动的民间乡土文学。1980年10月，陕西农民报发了一张漫画，题诗“县上隔着玻璃看，公社骑着车子转，大队围着喇叭喊。”扶凤县绛帐人民公社副主任杨有鱼看后，写信说：“放屁、放屁真放屁，报社放的狗臭屁，贵报要是不服气，你们登报咱论理。”郭建民参与讨论发表两首小诗。第一首《你心虚就说你》：“这愊漫画没麻达，干部看了受启发。这幅漫画画的真，干部看了教育深。这幅漫画画的嫽，给官僚主义放出炮。漫画画的没问题，你发心虚就说你。”第二首《虚心些》：“漫画画的没有错，错在知识太浅薄。奉劝主任杨有鱼，虚心学习莫胡说。”文学批评回避这些，掩饰丑恶，那不叫农民诗歌。中国的诗，从十五国风的民歌起，就存在讽喻精神。不能把郭建民宣扬成不食人间烟火、脱离乡土和农民的“圣人”，只说其满身光环与满墙奖状。郭建民是耀州郭家庄一个恋土情结深厚、朴实而有才华、会作诗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民。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有诚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集体走共同富裕道路怀有坚定的信念，对祖国和家乡山川怀有如母亲似的依怜，这些都成为他诗文的主旨。同时，他对腐败，对阴暗，对邪恶，也充满着卑视，并以批判或批评的精神鞭挞之。郭建民那篇《弟弟与一起“反标案”》，就如实地记录了极“左”思潮下形成的一个悲剧故事。研究郭建民和他的诗歌，需要直面历史，用唯物史观，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纠错与“为社会主义抹黑”，是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这是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研究郭建民必须解决的观念偏差。
　　我修正《王老九评传》时，《李强华评传》便是最近最直接的可供借鉴的模板。王老九的诗友，全都西归了。王老九诗社草创期的主要成员也走了大半，留下的几个脸上刻满岁月风霜。李强华的诗友，还有一批可供抢救资料的人脉。汉中蒿文杰农二哥诗社创始时期仍有活力的诗人，只剩下白春娥与郭建中等硕果仅存了。郭建民的百花诗社、华原诗社，何文朝、李双霖、程亚平等，还有陕农诗会李雪茹、何琼、穆黎等，都还年富力强，初红与我同龄，收集郭建民的口述史料相对仍方便。
　　农民诗人是农民的一员，不是神，不是仙，不是圣。将差异化呈现为异乡异俗与异时异俗两类状态，应用于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农民诗人研究，回归生活原生态，值得文学批评家思索。 　　（三）
　　对王老九诗歌风格及其流派的研究，对中国及陕西农民诗歌历史分期的研究，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唯物史观，严谨郑重地实事求是地建构农民诗歌的社会生态与话语体系。我提出后王老九时期，李强华当是此历史阶段陕西农民诗人的代表与旗帜性人物。他从1986年至2003年写过大量诗作。但整体看，不能算跨世纪的农民诗人。对李强华作品目前的历史分期，有点儿过分琐细。此时期出现了并非地道农民身份而用农民话语，书写民间题材的诗人，如我的文友雷乐长，与我同庚。他从在临潼办诗乡起，也因应农民诗的重新崛起，一生创作了11部用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的形式书写长篇叙事诗。这在中国20世纪诗歌史上绝无仅有。（参阅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1卷报坛撷英《世纪之交诗坛的一道绚丽殊景——略评雷乐长的十部叙事诗》，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他算不算后王老九时期一个文学硕果？我认定算。没有王老九，就没有也不可能涌现雷乐长的11部长篇叙事诗和他的诗体。但这有将农民与农民诗概念泛化之嫌。这，当然可以进一步研究。
　　郭建民所处的农民诗歌时期要划分的话，不可能像打豆腐一刀切。他虽然也存在跨后王老九时期的人生与作品，但主要文学表征与创作成果在中国历史变迁的城市化网络传播条件下。此一时期，年轻有文化的农民比例大大提升，城市规模膨胀，城市郊区扩张，拆迁与失地农民骤增。男女农民工活跃在建筑、交通、环境绿化，保安、物业、家政医卫、商品供销（含电商）、餐饮（含定餐外卖）、快递、电信等服务行业，成为这些行业领域的生力军。数以亿计的农民身份认同，出现史无前例的变迁。城乡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及农村“三留守”，年轻人婚恋与家庭习俗的变迁，都直接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的精神情趣。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去毛化”逆流，西方思潮的涌动入侵，与毛泽东的主流意识发生激烈碰撞。思想领域农民的精神状态发生急剧变化，传统传播的报纸、期刊、图书等纸媒趋于消歇，戏曲舞台与广电传播同样受到冲击。而网媒、融媒以摧毁性的力量传播着千奇百怪的海量信息。人人使用手机，人人成为自媒体。诗群、诗聊天、诗网刊、诗网结社等数以百万计，发网络诗的人数以千万计。农民诗人郭建民赶巧生存在这么个王老九、李强华当年作梦也梦不到的大变迁时代。研究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的郭建民，首先得将他置于特定的跨世纪的城市化网络化时代。（参阅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过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胜《农民诗的对话》，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郭建民诗歌的题材、书写手法、传播方式、阅读或倾听对象，与王老九、李强华截然不同。光概括郭建民是“继王老九之后农民诗歌的领军人物”，恐怕有简单化之嫌。郭建民在《郭家堡纪事》后记里有一段深情而无可奈何的感叹：“郭家堡，一个有着600多年沧桑历史的村落，是我世世代代扎在这里的根。如今，被－场开放开发的大潮推向现代化城市的边缘，书画公园、铜川大学、铜川剧院、铜川医院、国际街区、安盛园小区、体育馆、鸿基路、恒春路、华夏大道，一幢幢、一座座、一排排、一条条，城市‘围剿’农村的先头部队，从每天早晨开始开展着渗透式的进攻战。若干年后，郭家村在哪里？”这就是郭建民与王老九、与李强华所处的不同的时代与环境，离开这些，还有郭建民及其诗歌的时代性、艺术个性吗？
　　我在《新闻民俗学》一书里指出：“‘类的样本’报道，指媒体在采写实务中，寻觅社会群体（类型）共同的民俗文化倾向，选择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民族风俗特性的人物，并对其所作所为的新闻事实予以公开而不加雕饰的报道，借以起到模塑或警示的潜移默化的社会作用”。（刘荣庆刘婷《新闻民俗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在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评价郭建民，是将人物置于“类的样本”地位观察、分析、传播。但若剝离其生存与诗歌创作的时代环境，割断诗人与其生活的脐带、血脉、情思，让他飘泊于天空，那还能算铜川一位有血有肉地生存于郭家堡的诗人吗？ 　　（四）
　　在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看郭建民的文学地位，我认为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挽狂澜于既倒，让陕西农民诗歌学会死而复生，成为中国迄今唯一的以王老九为旗帜的省级农民诗歌结社社团。1994年12月25日，由鄠县画乡诗社、临潼王老九诗社、汉中农二哥诗社、耀县华原诗社、禮泉民风诗社联合发起成立陕西农民诗歌学会（成立大会在陕西日报社举行）。当选会长的章立在西方思潮纷扰、民族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精神遗产受到威胁中，与农民诗人李强华、林宏、嵩文杰、郭建民、王世民等，以常人不具备的勇气与毅力，创建中国唯一的团结五个农民诗社协作互动的陕西农民诗歌结社，既是农民诗圣王老九家乡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的必然结果，又避免了群众文化被金钱至上歪风所裹挟而沦落，从而坚守王老九当年遵循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道路，引导农民诗歌创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农村农业服务的方向。学会的作品始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调。章立本姓白，临潼县新丰镇人，与我一个村子。他从小受王老九诗歌的熏陶感染。入赘鄠县后对王老九诗歌痴心依然，不遗余力地为创建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奔走呼号，决非偶然。章立在中国农民诗歌史与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史上开创性的地位，是无人可替代的。当此之时，陕西农民诗歌学会的招牌扎在鄠县。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年因第一任副会长嵩文杰、王老九的弟子李强华，学会创始人、第一任会长章立，先后于2004年、2008年病逝，学会近两年活动渺渺然而被注销。郭建民在《诗魂永在精神长存》一文说：“在李强华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陕西农民诗歌一度陷于低谷。”实际在章立身后“陷于低谷”。郭建民挽狂澜于既倒，扛起中国唯一省级农民诗歌学会的大旗，使之死而复生。
　　2010年10月28日，陕西农民诗歌学会重新登记，在铜川新区敲锣登台成立。王老九名篇《进北京》里有四句诗自比：“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老马脱马变成龙，生锈的古铜放光明。”回顾起来，以王老九诗风为旗帜的陕西农民诗歌学会，也经历了类似的凤凰湼盘式蜕变。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将分散在各地的农村诗社，用王老九诗风为主旨、为旗帜，联结为一个集体的人文力量。当串连编织它的珠子散开来的危机时刻，铜川市与铜川新区的党委和政府以开阔的胸怀和远见卓识，听从郭建民的建议，用人力财力组织管理力，把陕西农民诗歌学会这杆旗重新扶起来，插在华原，为开创陕西社会主义农民诗歌创作活动的新局面，提供了社会条件。
　　我离开临潼后，仍与王老九的儿媳孟美蓉、孙子王澎等创办王老九文学馆、毛主席接见王老九铜塑、为王老九重立新碑、办诗网刊秦风周刊、在西安首届农民节举办陕西农民诗歌大赛，诸如此类活动，都得到了时任陕西农民诗歌学会会长郭建民的大力支持。在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看郭建民的文学地位，得肯定其上述历史功绩。同时，我以与他共同亲历的事实告知后来人，在铜臭浸蚀农民文化、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态里，有缠簸箕缠斗的，也有死缠烂斗企图“抢夺”陕西农民诗歌学会旗帜的。在郭建民年事高又身染疾病选择下任会长时，就发生了这样的咄咄怪事。我们两个七老八十的人，为王老九这杆旗交给可靠的下一代而备受辱骂与煎熬，但原则是铁铸的，不可动摇。苍天有眼，在城市化、逆城市化与网络化历史条件下，王老九的诗歌流派仍存在着继续传承的诸多有利条件。在这里，也应感谢洋县和汉中市党政领导对王老九诗歌流派及陕西农民诗歌学会的鼎力扶助。
　　其二，郭建民与何文朝创办百花诗社、华原诗社，为关中与陕北结合部的铜川在城市化行进与扩张中，坚守了一方扎根城乡呼应互动的农民诗歌创作的基地，并因陋就简建构了郭建民文学艺术馆。郭建民文学艺术馆是王老九旗帜下的一个文化产物。它和王老九文学艺术馆，在全国独树一帜。王老九传人郭建民的文学馆珍藏着高占祥、李若冰、毛锜、党永庵、肖云儒、刘力贞、张光、陈忠实、路遥、初红、常智奇、南生桥等文化名家的亲笔题词，陈列着陕西农民诗人上百部诗歌作品，珍藏着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成立30年来的珍贵史料，所属诗社所办的农民诗刊，上千幅农民诗歌活动照片，上百本郭建民手稿。郭建民文学馆，也是一个创作、研究、教育、旅游相结合的可以现身说法的农民诗歌景点。毋以狭獈而偏颇的目光看郭建民文学馆。它不仅属于个人及子孙，更是铜川市与铜川新区给民族、给后人保留了一个跨世纪历史阶段、可供解剖的乡土文学“麻雀”，亦“类的样本”。
　　其三，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方志史的第一部省级农民诗歌志《陕西农民诗歌志》，为中国同类志书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乃至复制的样版。笔者在《一部导夫先路的志书》的专文里已有评论，不再赘述。
　　其四，编写《郭家堡纪事》配以史志为主旨的《郭建民散文》。2001年秋，李若冰在《诗花随着心花开——郭建民诗〈热土〉序》里说：“（铜川）新区从破土动工到修建座座楼房，他亲眼目睹家乡这座绿色城市的兴起，他能不为之欢欣而不为之歌唱么！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今后必须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没有想到他的家乡这么快就变为城市，农民也要变为市民。这种历史的大转换，使这位农民诗人的创作思维空前活跃起来了，他倾起全部热情歌唱起来了。”作为跨世纪的农民诗人，郭建民对城市化这个历史大转换，情感是复杂的，歌唱里也有乡愁，也存在对民族传统文化要不要保护、怎么保护的烦恼与困惑。在城市化摧毁城郊农村，传统农耕文明可能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因青壮年进城打工潮汹涌冲击，网络化传播出现碎片化书写，纸质阅读被边沿化的历史条件下，郭建民自发地组织编写、印刷村史，填补空白，为保护非物质的人民口传六百年历史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郭家堡从地理上泯灭了，只剩一个空空如也的地名，那当儿郭建民文学馆及《郭家堡纪事》、《郭建民散文》等志书，便显示了它的非物质的文学文物价值。小戏《王妈找鸡》《二姐娃害病》，再过些年，记忆者归西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到哪里也找不来了。我说郭建民是个人物，并非指他有多么高大上的光环四射，而是指他的一些思维，一些决策，超越了同时代的农民诗人而大智若愚、富有远见。
　　其五，以王老九为榜样，坚持农民诗歌创作，运用民歌、古典诗词、自由体、赋等多种韵文样式，赏试沿着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道路开拓前进。学习王老九，学习李强华，又不满足于此，而力求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对任何作家、诗人，评价其文学成就，最终在作品的艺术含金量，而不在政治社会地位、不在获奖多少及奖项等级。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曹雪芹，得过什么文学奖？一个也没有。有的生存艰困、饥饿、受辱乃至自杀身亡。对作家、诗人的批评，主要不在其生前，而往往在后世，并可能出现评价反复与论争。在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看郭建民的诗歌，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乡音一唱五十载》收了一批文学批评文本。1991年3月，李若冰在《郭建民的庄稼汉诗歌》一文里说：“郭建民属于‘王老九派’，他继承了王老九快板诗的风韵，和王老九诗歌脉脉相通，然而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却有新的开拓和发展，又有不同之处。我想，郭建民的诗歌可以称为民歌的变体，即新的现代民歌体。”“陕西出了王老九这位举世闻名的农民诗人，同时在他周围已形成了‘王老九派’的农民诗歌群体。我们欣喜地看到过去有王老九、谢茂公、李强华，现在又涌现出礼泉农民歌谣家李登峰、临潼的贺丙丁和王老九诗社，汉中的蒿文杰和农二哥诗社，户县的李强华和画乡诗社以及以庄稼汉风格活跃在耀县田野上的农民诗人郭建民。这都充分说明，农民中间潜藏着不少有才华的诗人，需要我们去发现，去关怀，去支持。想起当年‘王老九派’诗歌称雄文坛，实在令人兴奋。当时，从青海、辽宁、安徽、湖南、河北等省涌现出那么多农民诗歌名家，至今令人难忘。因此我想，我们对新时期‘王老九派’农民诗歌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发现和鼓励更多的农民诗人破土而出。今天我们读郭建民的庄稼汉诗歌创作，无疑具有不同一般的广泛意义。”
　　在我提出王老九诗歌流派约十年之后，时任省文联主席、作家李若冰，在王老九诗歌流派视阈下这么评价郭建民及其诗歌，与胡采80年代明显不同了。郭建民2013年对他的诗歌划分为三个阶段、创作艺术的三次超越：“1960—1980年的诗，多是些革命口号，豪言壮语，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1980—2000年的诗，注重了诗的构思、意境和形象思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诗，注重了诗的情感，诗的想象，构思的精、新、巧，情境的交融，诗的含蓄，诗的语言以及对个性风格的追求。”（郭建民《我的追诗梦》）我流览案头郭建民的诗作，认为这个说法较为符合其诗歌的个性品质与风格。郭建民直面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网络化，其诗歌仍以“土生土长在农村，走遍天涯不忘根，我以我手写我心，我以我心写农民”为本位，王老九诗歌流派跨世纪的主将与掌旗人，作品力求继承王老九、李强华，又超越王老九、李强华，其目标仍在于探索民歌与古诗词相结合的新诗形式。
　　王老九诗歌流派已经在陕西在中国生存、传承了74年，在城市化、网络化的历史大变迁中仍可能存在发展并超过百年。一个文学流派有七八十年乃至上百年寿命，是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绝无仅有的现象。其存在价值，只在于对文学的历史贡献。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农民诗人构成人员发生大变迁，王老九诗歌流派在21世纪需要切实面对与解决城市化与逆城市化进程中，往何方去的课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的白话诗，在否定汉字、汉语言文学、中医药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极端声浪里，经翻译而引进西洋的自由体，并未能解决中国诗歌的表现形式、写谁与为谁写等问题。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迄今82年，始终围绕并将会继续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而展开。大跃进民歌的赏试没有成功。小靳庄诗歌更因紧贴“文革”为四人帮“现实政治服务”而以失败告终。王老九的诗风以陕西为基地波及到全国，历经数代农民诗人前仆后继，持续滋长了70多年，仍有方兴未艾之势。诗歌处于时代的文艺前沿。当下诗坛自由活跃、话语庞博而又夹杂沉渣泛起。北大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等公知没眉没眼叫嚣“消灭农民国家才能富强”、“（农民）一身蛮力对国家没用”，从反面论证了社会主义新农民顶天立地存在的历史地位。中国农民不仅生产物质食粮，也生产精神食粮，将用丰硕的成果，回击反人类公知的鼓噪。王老九诗歌流派重任在肩，（参阅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过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胜《农民诗的对话》，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其存在的价值仍在于探索民歌与古诗词相结合的新诗形式，不排斥经翻译西方诗而流传成百年的自由体，并自动地吸收自由体的优点。王老九诗歌流派的生命力在于，供给社会歌唱与研究所创作的能在大浪淘沙中交口流传的经典艺术文本。这个基本艺术创造，希望郭建民，还有陕西农民诗歌学会新生代研究。当然，中国新诗体的产生，也是各流派诗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共同课题。 　　（作者系开宗立派的新闻学家、作家、诗人、资深报人。著有《新闻民俗学》《社会紧急救助报道学》《诗画比翼》《从新闻的黑洞里跳进又跳出》等）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