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洛川会谈”

　　1936年12月12日滴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不少人发出疑问：身为国民党“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怎么会毅然决然地扣押国民党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呢？事实上，事变前，周恩来与张学良曾在陕北秘密会晤，这为西安事变埋下了鲜为人知的一幕。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毛泽东审时度势，向全党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确定“反日讨蒋”是当前的主要任务，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主要策略。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后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书记，李克农为主要助手，专门负责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李克农将红军俘虏的数千名东北军官兵集中在瓦窑堡，创办了“解放军官学习班”。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注：张学良的爱将）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由衷的赞同红军“停止内战，一至抗日”的主张，主动要求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秘密回到洛川。国民党67军军长王以哲立即电告张学良，称高福源有重要事情面陈。此时，身为“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与红军交战，不到三个月就被消灭了3个师。张学良极为震惊。而最让张学良心情沉重的是，东北军的损失，南京方面拒绝给予补充，军政部长何应钦还要减发军费，取消被消灭的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深切的感觉到，“剿匪”是死路一条，必须另寻出路。为此，他到上海秘密会见了同乡好友杜重远和李杜（注：均为抗日爱国人士）。两人向他介绍了中共政策的变化。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地下关系，但一连十多天毫无所获。 　　闻听高福源突然回到洛川，张学良为之一振。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即亲自驾驶波音座机从西安飞到洛川。张学良，王以哲、高福源在67军军部整整谈了一个晚上。高福源特别说明：“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是非常真诚的。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完全可以信懒的……” 　　1月23日晚，经高福源牵线搭桥，在洛川国民党67军军部，张学良在王以哲等人的陪同下，与李克农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
　　此时，陕北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2月中旬开始东征战役，毛泽东、彭德怀、洛甫（张闻天）、张浩（即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林育英）、凯丰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邓发留守苏区，组成中央局。中央指示：由周恩来领导、李克农具体执行，布置他再赴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举行正式谈判。 　　2月25日上午，李克农由高福源引导到达洛川城。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电报，决定再次以到前线“巡视”为名飞赴洛川。可正当他准备飞赴洛川时，突然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密电，命令他火速飞往南京。
　　原来，红军东征山西后，阎锡山一面增派援军，一面急电南京，请蒋介石速令张学良乘机进攻陕北，切断红军后援，以便夹击红军。蒋介石在自已的官邸接见了张学良，命令东北军切断红军后方，封锁黄河渡口。此时，南线东北军集结在延安、洛川一线，红一军团主力东渡黄河后，南线空虚。若东北军控制黄河渡口，切断红军西归退路，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对他即将赴洛川谈判作指示：张学良目前的思想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因此，我们的策略是：1，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3，坚持抗日救国大会，坚持抗日讨伐卖国贼不可分割：4，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5，原则上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在同王以哲谈判时，李克农按照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提出了3项条件：1，红军与国民党67军就地停火，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苏区到白区采购物资，67军负有保护之责。早有准备的王以哲也提出了3项条件；1，67军与红军各守原防；2，允许67军到苏区购买粮食、食盐、柴草、牛羊等物资，红军有动员民众支持和负保护之责；3，红军保证延安一甘泉一鄜县一洛川一线公路交通之安全，保证不袭击，破坏67军交通线。
　　双方很快达成了协定。王以哲提议：为了预防万一，不留下把柄，这个协定暂不形成文字，而是以囗头协定的形式通令双方于3月5日同时执抵行。
　　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他诚恳地向李克农表示，完全同意两人达成的协定，完全赞成中共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对中共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有不同见解。
　　在探明红军东征的真实战略意图（注：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希望打通陕西 一一 甘肃省 一一 新强到苏联的路线以寻求苏联支持）后，张学良提议：“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贵党可否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我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贵方决定。” 　　告别张学良后，李克农紧急奔赴山西石楼，这里是东征红军司令部，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在这里，周恩来和博古也刚从瓦窑堡赶到这里不久。李克农将张学良的要求向中央汇报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副手，即刻奔赴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继续谈判。3月28日，李克农与周恩来、博古、邓发、王世英等，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警卫排，离开山西石楼起程，当晚渡过黄河，向延安进发。 　　博古是回瓦窑堡负责陕北苏区后方工作事宜的：邓发是到西安，经新疆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情况的：王世英则是转道西安到华北去指导北方局工作的。在路途中，在讨论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周恩来、李克农和王世英共同分析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认为应该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才行。
　　周恩来一行原本30日可抵达延安，但张学良因患喉疾，需要治疗，谈判推迟到4月上旬。4月2日，张学良通过王以哲复电李克农，确定于4月8日晚在延安会晤。
　　4月8日下午五点左右，周恩来、李克农及随行部队按照预定时间，风尘仆仆地到达延安东北军的川道囗村。张学良获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川囗的消息后，一面发急电嘱咐驻守延安的国民党129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招待，一面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及少数心腹侍卫飞赴延安。9日黄昏时分，张学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来和李克农在夜幕中走进了延安城，来到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这是当时延安城最好的建筑。就是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李克农，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人。（1899.9.15—1962.2.9），1955年，被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从1929年至1962年2月，一直从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而奋斗不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在战争年代，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卓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着名外交家。也是一位曾未上过战场的开国元勋。 　　王以哲，（1896.11.29—137.2.2）吉林省宾州厅（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人。幼年就读于县立小学，中学。1915年考入陆军预备学校，1917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兵科学习，1922年毕业后被派到直军王承斌部任见习排长，后投入奉军。历任东北军军士教导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6年继任张学良卫队少将旅长。1928年，任19师中将师长。东北军高级将领，任国民革命军67军军长，是张学良的心腹，1934年调入大别山地区“剿共”打内战，因受部队中地下党进步青年的影响感化，对“剿共”态度消极。1935年夏，又调往西北地区，奉命进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他8月进驻洛川县城，暗中通过会晤，谈判等方式，促成了西北军与中共的互动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1936年7月，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暴发后，王以哲积极促成事件滴和平解决，但被东北军中主战派军官误以为其讨好蒋介石，出卖张学良，不幸于1937年2月2日，被枪杀于西安家中。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向其家属发了唁电，称赞王以哲将军是：国家民族之栋梁，爱国人民之领袖。
　　王以哲牺牲后，灵柩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1985年，国家民政部授于王以哲革命烈士称号。1993年在他的家乡宾县建立了〈王以哲将军纪念馆〉。 　　高福源，（1901年一1937年）祖籍直隶（今河北盐山）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马家屯村。高福源的父亲高玉麟曾任袁世凯时期的管带（骑兵营长）高福源早年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和东北讲武堂。历任东北军连长，张学良卫队营长、少校团副、中校团长、上校团长、少将旅长等职。
　　1936年，高福源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促成“西安事变”。1937年2月5日，高福源被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诱杀。1981年西安市人民政府为高福源举行了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将其遗像和骨灰盒安放在西安市烈士陵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称号。 　　王世英（1905年—1968年）山西洪洞县人，早年加入国民第二军学兵营。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民主革命时期王世英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曾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等职。1931年，王世英被派往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在国民党中央内部潜伏多年，为中国共产党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他曾在河南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从事兵运工作，任营政治指导员。1936年建立华北联络局，担任局长，从事军事统战工作。他赴西安与杨虎城将军秘密谈判协商，最终达成红军同17路军共同抗日的协议。解放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书记兼省长等职。
　　本文参阅《洛川县志》及有
　　关文史资料。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