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于1917年，出生于旬邑县土桥镇柳峪村一个普通农家。姓氏在百家姓中排第一位，名韧娃。因她是家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又是女孩，父母为下一胎能生个男孩，故为她取了这个名字。因韧字有绵延伸展、不易折断之意，故取韧娃为名。建国后，人口普查，登记人员误把韧写成了“忍”，韧娃从自变成了忍娃。误传了一辈子。外公外婆一生生养了3个孩子，即母亲、舅舅和小姨。 　　我虽然有两个舅舅，但大舅是母亲的堂弟。小舅是母亲唯一的亲弟弟，生于1927年，整整比母亲小10岁，外公给他取名乳叫四喜，后取大名张崇喜。崇，重复、叠出，可能外公外婆嫌这一辈孩子太少，只有姐弟三人，势单力薄，希望下一辈像大树一样开枝散叶，繁衍兴旺。
　　母亲、舅舅和小姨都没辜负外公外婆的希望，母亲一生生养十二个孩子，养活了六个（其余都在一岁左右夭折），两儿五女，我是母亲的小儿子，我身后还有一个妹妹。小舅和舅母生养了4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小姨月爱长大成人嫁与土桥镇马角庄村郭长娃，后因姨夫遭遇意外事故，丧失劳动力，又招沟老头村张聚合为夫，以招夫养夫的形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小姨一生也生养了八个孩子，最后只有一男一女长大成人，其余均童年夭折。在他们这一代也算是人丁兴旺了。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早已驾鹤西去，在那个年代，连一张照片都未能留下。因此，外公外婆的音容笑貌无从知晓。仅从给母亲和舅舅起名来推测，我的外公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之人，最不济也是穷乡僻壤的一个能行人，他对母亲一生的影响深远。
　　母亲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是在苦水中泡大的。15岁那年（1932年）外公做主把母亲出嫁到土桥镇苏村张家，一年后生养了我的大姐。其前夫不事农耕，常年外出，偶尔回家，腰里还别盒子枪，吓得母亲不敢过问。忽一日半夜，家里来了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将其叫走，第二天人们发现其被杀死于村内沟边老窑内，从此母亲在苏村失去了生活上的依托，只好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返回娘家生活。1936年经媒人牵线，外爷做主把母亲嫁给我父亲，从此夫妻两相濡以沫，生儿育女，苦苦经营着自己的日月过活。
　　母亲一生虽经婚姻变故，但他自强自立，对生活前途充满了希望。母亲是一位连自己姓名都不认识的家庭妇女，可她是一位聪慧有远见的母亲，也是一位劳苦功高的母亲，更是一位贤惠善良的母亲。
　　母亲和那个年代的女性一样也有其俗气的一面，这一点在给儿女取名上表现尤为突出。他为四个姐姐一个妹妹取的名字分别是桃儿、香儿、秀儿、绸儿、涔儿。这些名字读起来虽有点俗气，但我觉得其中也包含这一定的文化品味。
　　她的睿智聪慧，我觉得比一些有文化的人还有主见和品位。
　　为我哥取的名字更能彰显母亲独具匠心，哥哥出世，全家欢喜，为了哥哥能健康成长，母亲为他取乳名“栓娃”。意思是让家庭六神把哥哥的魂魄栓住，栓好，栓牢，时刻提防，不许走失，虽带有一点迷信色彩，但也从中体现了父母的拳拳爱子心。哥的乳名一直叫到他结婚后，才改名叫“王治忠”。
　　至于我的名字更具时代性，我出生后，由于身体胖实。相貌心疼，母亲给我取乳名“乖样”。后来母亲参加生产队组织的“农民夜校学习”教员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母亲一听新鲜，干脆把我的名字改成“新民”，这个名字一直伴我一生。
　　母亲一生对我们的品行培养更是煞费苦心。
　　她对我们的教育不单纯的停留在口头说教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把品德修养、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的规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中。
　　幼年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母亲总是教导我们要正直善良，要有骨气。她常说：“人穷志不能短，做人要有良心。”哪怕在艰难的岁月里，家里常常缺衣少食，母亲也从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偷奸耍滑、占人便宜的念头。
　　刚上小学时，我看见高年级同学拿着漂亮的钢笔，心里非常羡慕。一天放学时，我顺手将别人放在课桌上的一支钢笔装进自己的书包带回家后，欢天喜地拿给母亲看。本以为会得到母亲的夸赞，却没想到换来的是，母亲刨根问底的盘问和严厉的批评。母亲拉着我的手，让我把钢笔带上，和她一起来到那个丢钢笔同学的家里，当面把钢笔还给他，并向他及其家人当面道歉，承认错误。事后，那个同学的家人热情地留我们在他家吃饭，却被母亲婉言谢绝。母亲告诫我：“不是自己的东西，再好也不能拿，拿了就叫偷。”那一刻，我明白了做人的原则和底线。
　　母亲对待邻里也是极为友善。哪家有了难处，她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村上和我年龄相仿的同龄人，十有九个都是母亲亲手接生出生的，以至于这些孩子父母亲对母亲冠以“送子娘娘的”美称。村上有一位村民晚年得子，由于孩子出生后偶然“四六风”，身冷气绝，孩子的父亲以为孩子死亡，抱上孩子准备出去掩埋的路上，巧遇母亲赶集回来碰上，母亲看了孩子的气色，硬让孩子的父亲将孩子抱回家，母亲采用民间偏方为孩子治疗，三天三夜守在孩子身边抢救，硬是把这个孩子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如今母亲当年抢救的孩子，已年近花甲儿孙满堂。这个被抢救回来的的孩子的父亲，晚年亲口告诉我说“兄弟我到死都不会忘记你母亲的大恩大德”。母亲用它的善良和热心，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和爱戴。
　　在对待子女的婚姻大事上，母亲也有着自己的衡量标准。她看重的不是对方的家境，而是人品和上进心。三姐找婆家的时候，姐夫家里条件很差，家里兄弟多，上有老下有小，但看到姐夫为人踏实肯干，对三姐也是真心实意。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她说：“只要人好，肯努力，日子总会过好的。”事实证明，母亲的眼光没错，三姐后来的生活幸福美满。
　　母亲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家默默奉献。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人到中年的母亲，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却从未磨灭她眼中的光芒和心中的爱。
　　如今，我们兄弟姐妹都迈入老年的行列，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母亲的教诲和爱，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指引。
　　每当想起母亲，心中总是充满了温暖和感激。我深知，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母亲的辛勤付出和悉心教导。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地生活，让母亲的爱得以延续，让她为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母亲一生经历了民国十八年的年馑和建国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她从小是从忍饥挨饿中走过来的，所以，她特别体会挨饿的滋味。因此，在生活中她教育我们要珍惜每一颗粮食。吃饭时，不许撒饭，不许剩饭，不许挑食。
　　记得小时候，每当生产队收完粮食后，母亲都要带着我们去地里捡漏。麦收时，捡拾麦穗。秋收后，苞谷、各种豆子、花生、洋芋等，都可以去捡拾回来，积少成多，补贴家中粮食的不足。
　　尽管粮食紧缺，但母亲却不会吝啬一碗粗茶淡饭。不管是亲戚邻居、过路歇脚的、还是外地讨饭的，只要是到了家里，母亲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饭给别人。
　　那时候，一年到头都是吃的是杂粮野菜，能吃上一顿连锅面就是奢侈。
　　只有过年的时候，全家才能吃上几顿细粮，记忆最深的是，每年过年，母亲要蒸三种馒头：少量白面馒头，用来招待客人。红面加玉米面蒸成加杠面馒头，才是家里人的主食。
　　母亲很会粗粮细作。比如，把洋芋擦成细抹，加面搓成丸子，烙成饼子、漏成搅团，用洋芋淀粉做凉粉，等。这些都是那个特殊年代舌尖上的美食，也体现了一个家庭主妇心灵手巧，以及对家人和孩子浓浓的爱意。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个从甘肃逃荒来的妇女嫁给土桥镇安洛村饸饹沟口，多年来孤苦伶仃。后来在土桥镇赶集，和母亲相识，母亲把他领到我家，管吃管住，嘘寒问暖，情同姊妹。后来那个甘肃女人干脆和母亲结为异性姐们，来往频繁。母亲和他的义妹相继离世，我们这些后辈儿孙仍然，四时走动，八节往来，感情深厚，亲如同胞。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代物质极度匮乏，买粮食副食品要有粮票，买布料要凭布证购买，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布证总不够用，一年到头做一套新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老三接着穿，到最后补丁摞补丁都舍不得扔。母亲把烂得实在穿不成的衣服拆了用来做鞋子。
　　穿鞋子也是一样。那时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孩子能穿布鞋，条件稍差的家庭孩子只好打赤脚，冬天冰天雪地，有些孩子脚冻得红肿流脓。尽管再艰难，母亲从来没有让家里任何一个孩子打过赤脚。
　　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之间相处非常和睦，母亲从小要求我们不许骂人、爆粗口，更不许动手打架。哥哥姐姐要给弟弟妹妹做出榜样，大的学会照顾谦让小的。因此，别人家教育孩子时，就会说，你看某某家那么多孩子，相处的多好，以后多学学。
　　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平凡普通，没有文化，口中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但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位教育专家，用她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润物无声的方式，将自身的优良品质、家风家训传承，惠及她的子孙后代！
　　母亲，你是儿女心中永远的丰碑！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