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往事

　　回到老家，到原先的村小学去转了一圈，发现曾经的学堂，现在改成了村综合大楼。气派的外观，精致的装修，显示着新农村的魅力。
　　办公楼两旁，校舍依旧，操场依旧，只有四周的梧桐树比小时候长大了许多。
　　看到昔日的校园里，村民们的欢声笑语响彻空间，和我们小时候在校园嬉闹竟然有几分相似。不由得令人感慨：人生一辈子，也许就是一个岁月轮回的过程，从黄毛小儿到耄耋老人，人人都在岁月长河中游荡，谁都改变不了。
　　这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就是村小学，当年从小学到初中，汇聚了本村及周边村庄的六七个班级学生，约二三百人。
　　学校的设置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靠西边是校门，然后东头是升旗台，南北两旁是校舍和教工宿舍。校园中间则是操场，学生们课余时间，在操场上嬉闹玩耍，体育课时，操场就成了训练场。
　　以前，村里没有小学，上千人的村庄，要读书就要到外村去。建造一所自己的学校，是村里人多年来的期盼。
　　为了建造这所小学，村里卯足了劲。造房子中的砖块，都是村民在野外挖来废弃了的坟砖，一块一块搬到现场。木料也是山城一根一根背着回来。
　　造好小学那年，我刚满七岁，正赶上进学堂。
　　在这里，我们从a、o、e开始，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经历了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的过程，也感受了“文革”期间对教育的荒芜，校园内的空间，记录了我少年时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1971年的9月份，是我上学第一天。这天一大早，母亲给我煮了红鸡蛋，带着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小挎包，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当时，我们上学，人人还得要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之类的红宝书，有些家庭出身成分高的学生，因为没有小红本，就哭闹着不肯来学校，父母只好东找西借，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用一本红色封皮的工作笔记本代替，这才扭扭捏捏地来到学校。
　　入学第一课，就是学习上课时的礼节，当年不像现在这样，学生们看到老师进来后齐声喊：“老师好！”而是在老师走进课堂后，大家齐刷刷地站立，人人把红本本虔诚地放在胸前，然后面对讲台上方的毛主席像，恭敬地喊一句：“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老师才开始上课。
　　学校是教育人的场所，政治意识非常强，我们上学时，文革味道还很浓，革命群众、革命精神等字眼非常流行。
　　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五个字：“毛主席万岁！”然后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老师教我们的第一首儿歌就是：“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
　　以前学校老师奇缺，一个老师往往要兼二三个年级的课程，一个教室里，一排一年级学生，一排二年级学生，一排三年级学生，这种模式称之为“复式班”，老师上课时，先上一个年级的课，再让他们抄写生字，做作业，然后上另一个年级的课。
　　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已经隐隐约约间接得到了二三年级的课程，只是以前年幼，不懂事，只觉得新奇，好玩。
　　以前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家庭成分较高的地主或富农子女，因为，只有家庭出身富裕的人家，才有机会读书识字，贫下中农家庭大部分都是靠在田里扒食吃，根本没条件读书，基本不识字，也当不了老师，偶尔也有几个下放的知识青年，或者受过部队教育的退伍军人过来当代课老师，但这些代课老师因为收入太低，极不稳定，经常会撂担子走人。
　　按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制度，我们的校长就是村里选出的一位农民，既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但他根正苗红，思想积极，公社革委会认为，就是要选这样的人当校长，管管这些个地主、富农成分的“臭老九”。
　　校长平时不在学校，而是在村里敲平安铜锣：“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只有开会、学习时，才会在学校出现。
　　校长虽然是学校领导，但他没文化，所以对老师还是很尊重的，看到老师过来，还点头哈腰，礼让有加，让老师们诚惶诚恐。后来老师们发现，校长是位极好说话的老农，这才松了一口气。
　　校长除了管理老师，还自告奋勇，承担了指挥村民为学校食堂砍柴的任务，校长觉得，到山上砍松树枝，可比在台上讲话轻松多了。
　　有一次学校开大会，讲的是“农业学大寨”。校长在台上不知讲什么内容，突然想起自己在外在听来的一个段子，就用当地方言念开了：“农业学大寨，老婆按分配，分到幼的既要抱又要背，分到老的还要贴棺材。”
　　结果底下哄堂大笑。校长在台上威喊一声：“不许笑，我说这个段子，是告诉你们，这样的段子，是不能乱传的，要禁止。”结果，第二天，这个段子在村头地角到处传开了，气得大队革委会头头直瞪眼。
　　为了培养农业接班人，学校还在村北的山上开辟了一块山地，用于学生在劳动课时翻种。每周三下午都是铁定的劳动课，除了下雨，老师都会带着学生到山地上挖地除草，然后种些大豆、番薯之类的农作物。
　　遇上农忙季节，老师会带着学生到生产队里，帮助干些割稻、拔秧之类的活。这时，学生们就像欢跃的小麻雀，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上劳动课，是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最开心的日子，毕竟，上山拔草比在课堂背书可有趣多了。
　　学校的边上，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塘边长着三棵参天大树，据说已有千年之久。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跳到池塘里洗澡，或者在塘边摸田螺和小虾。也许是为了学校纪律，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老师是严禁学生下塘洗澡的。
　　但禁令远远抵挡不了诱惑，往往老师一转身，学生们就跳进池塘游泳了。实在没办法的老师只好拎着塘边的短裤到家长处告状，而我们这群光屁股臭小子则躲在池塘中央不敢上岸，直到天黑了才悄悄躲回家，之后免不了受到父母一顿“柳条伺候”。
　　当时，课本教育都是带着浓厚政治色彩的，语文课上，大多数都是语录类文章，从“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到“学习张思德”，清一色都是革命传统教育类课文。
　　通过语文学习，我们认识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雄人物，也知道了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等反面人物，学生们基本上都爱憎分明，对英雄人物表现出无限崇敬，对反面人物则显现鄙视眼神。
　　语文是这样的类型，数学也差不多，当时叫算术，算术应用题也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比如：
　　贫农张大伯租种了地主赵老财家的五亩地，每亩地每年要交租500斤，问，张老伯一年被地主赵老财剥削了多少斤粮食？要不就是这样：工人在零下15摄氏度的室外劳动，资本家在零上15摄氏度的室内休息，问，工人和资本家的温差相差多少？
　　算术教学，反映了当时这个年代教育导向的明显阶级性。
　　记得有一次，老师在算术教学中，刚好教到四舍五入这一章节，为了加深学生对四舍五入的理解，于是他在教室里自编了这样一道题：小明到供销社买煤油，当时煤油0.24元一斤，火柴4分钱一盒。小明只带了0.24元钱，但他却买到了一斤煤油和一盒火柴。问，小明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诡秘的算术题让我们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办法。去偷，去抢，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正常途径又觉得完全不现实。
　　后来，老师点题说，小明每次去买一两煤油，0.24分，按照小数点之后四舍五入原则，他只花了2分钱，连买十次，就只花两毛钱，多下4分钱，刚好买一盒火柴。按理，这道题运用四舍五入方式计算也没有逻辑上的错误，问题错就错在导向上。
　　事后有人向学校领导报告说，老师在教学生用投机取巧的办法，到供销社揩公家的油，这是典型的挖社会主义墙脚，是资本主义思想的体现。
　　这下问题闹大了，从大队到公社，连连好几拨人来查证此事，幸好这个老师家庭出身贫农，没有历史问题，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课堂教育是这样，课外娱乐也差不多，当时学生们的游戏，都带有阶级成分。用一张纸折叠成四个角的纸套，每个纸套上分别写上地主、富农、反革命、解放军等字样，然后套在手上，用手指活动来变幻纸套，再让人猜选哪一个手指，如果猜到“地富反”之类的，就代表输了。
　　当时，小学生中非常流行这个游戏。
　　大型游戏则就是“解放军”“日本佬”这一类型，类似于官兵斗强盗，一般分成两拨人马，一拨代表好人“解放军”，一拨代表坏人“日本佬”,然后开始“解放军”追打“日本佬”，最终打败了“日本佬”。
　　整个游戏场面宏大，可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参与。
　　这种游戏也似乎带有政治色彩，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子女，理所当然是扮演“解放军”的角色，而村里地主富农的子女，只能当“日本佬”了。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扮演“解放军”，否则就有混入革命队伍的“嫌疑”。
　　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相当匮乏的年代，这类游戏从小学伴随我到初中整个少年时代。
　　岁月沧桑，许多往事都在记忆的长河是渐渐模糊了，但小学校园里发生的一切，却历历在目，这也许是人们怀旧心理作用，记住了童年时期最难忘的时光。 　　作者简介
　　戴建东，男，浙江金华人，1965年8月出生，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从事石匠、泥瓦匠、代课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后通过自学获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供职政府机关新闻中心，任副总编辑。曾出版诗合集《九峰派诗选》、个人散文集《行走田园》。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