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记录一段青春飞扬的岁月

　　我的家乡在浙西南一个小乡村，村东是一片广袤的农田，村西是一口池塘，名叫拱湖塘。

　　拱湖塘边，建造着一排低矮的泥墙瓦房，像部队营房一般一字排开，小开间，单门独户，当年是为了供给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居住的，村里人称之为“知识青年屋”。

　　记得村里来知青时，我还很小，五六岁光景，跟在大人后面，敲锣打鼓欢迎这些从大城市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生娃。

　　第一批入住知青屋的学生娃，大都才十七八岁。

　　当年，我顶多是个懵懂小孩，还未上学，乡下又没有幼儿班，半大小屁孩就整天在田野里疯跑，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变成了“泥猴”，晚上回家少不了受父母一顿咒骂。

　　自从知青住到我家边上后，我便整天都往知青屋跑，看他们从城里带来的“戏匣子”，听他们像唱歌一样好听的话。

　　这些知识青年，从大城市突然远离父母，来到这个贫穷落后的小乡村，过起了独立生活。

　　刚来时，大部分人都是性格开朗乐观的，他们整天嘻嘻哈哈，有时也逗逗我这样的小屁孩。

　　知青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我也听不懂，只是觉得这些从大城市里来的人，和我们村里人不一样，首先是人长得白净，衣服也好看，说话，举止，都很有“派”。即便是村里再有钱的人，和他们一比，简直就是“土得掉渣”。

　　我虽然不懂他们说的话，但也爱往他们身边钻，或许这就是一个农村娃对城市文化的一种敬羡罢了。

　　虽然这些知识青年都已经十七八岁了，但他们从来没到过农村，对农村里的事，甚至比我们这些小屁孩还不懂，一切都是这样的新奇，一头老母猪，可以让他们观看老半天。至于小狗小猫，鸡鸭牛羊之类，更惹得他们追逐嬉笑。

　　知青刚来的时候，正值春暖花开季节，农田里种植着的草籽，已经开满了云霞般艳丽的草籽花。

　　这些大姑娘、小伙子也许只从图画上看到过农作物，当看到花花绿绿的草籽田时，以为就是成片的花生，高兴得狂奔下田，想从田里挖出花生来，直到双手沾满污泥也一无所获时，这才惹得边上的农民哈哈大笑。

　　看到地里泛青的麦苗，他们以为是成片的韭菜，竟想割一把回家煎鸡蛋吃。城乡认知上的差异，惹出了许多笑料，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初来乍到，新奇过后，面对的便是现实问题。吃饭，干活，这两样永远是农村里最重要的事。每间知青屋里，都搭建了土灶台，那是一种只安放一只铁锅的简易柴火灶，适合一个人生火起居。

　　这次来的三个知青，两男一女，各占一间泥瓦房，房屋是新垒的，还带着泥土的潮湿气息。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吃饭问题。

　　农村烧早饭，习惯烧粥捞饭，就是将米和水放进铁锅里一起煮，煮到水沸了，米熟了，然后用爪篱将米粒捞出来盛进陶罐内，埋入灰堂，这样，中午就有热气腾腾的米饭吃了。

　　这些大城市来到乡下的青年学生娃，从没看到过农村土灶，更不用说如何做饭了。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先得学会用土灶烧粥捞饭。

　　好在农村大婶比较热情，虽听不懂城里人的洋话，但好歹也明白，怎么教他们土灶烧饭。

　　也许是年轻人心急气盛，觉得烧饭这么简单的事，根本不成问题，在听了农村大婶简单的做法后，便挥挥手说：“晓得了，晓得了，这事简单着呢。”

　　第二天早上，我出于好奇，早早起床去看城里人烧粥捞饭。只见他将米淘净后放入锅中，然后点燃柴草“吧嗒、吧嗒”烧上了。

　　不一会，水烧开了，米汤就从锅盖沿直往上冒，整个灶台就溢满了白花花的一层米汤，城里人急了，连忙用手按紧锅盖，想把锅内的米汤捂住。谁知锅盖捂得越紧，米汤溢得越多，急得他哇哇直叫。

　　这里，隔壁大婶听见叫喊，跑过来一把掀开锅盖。说来也奇怪，拼着老命都捂不住往外冒的米汤，锅盖一掀，直往外冒的米汤就“哧溜”一下伏下去了。

　　这时，大婶又免不了开导一番：“粥烧滚了，要记得掀开锅盖，这样，米粒才会在煮开的汤中变熟，米汤也不会冒出锅外。”

　　这时，这个城里娃红着脸，腼腆地说：“想不到，烧饭这么简单的事，也有这么多门道，看来，以后在农村要学的事还多着呢。”

　　这件事，被我这个小屁孩看到，便到处嚷嚷，说城里人烧粥时，水开了，只知道按住锅盖。这个笑话在乡下传了很久，以致后来有人看到这个城里娃，还会开他玩笑：“小后生，回家捂紧锅盖，别让米汤跑出来哦!”

　　城里人是从没干过农活的，农村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新奇的。住我家隔壁的这几个知青，被分配在第五生产队。第二天，他们就跟着生产队长下地干活了，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将和农民一样，下地挣工分养活自己。

　　让这些城里学生娃干点啥呢?这可把生产队长给难住了，他们一个个白白净净的，下地了还穿得跟走亲戚一样，女娃怕太阳晒，还戴着白手套。这和农村大叔大伯们光着膀子、赤着脚，完全是判若两重天。

　　也许是第一天下地，队长也不好意思唬他们。只是交代他们不要戴着手套，这样干不了农活，得赤脚下田，穿着鞋子下地，在农村里是大忌，只有不务正业的浪荡公子哥，才会这副做派。

　　农村正劳力，干的是耕田犁地的重活，青年妇女则是锄地拔草。这帮学生娃，连锄头都没拿过，加上一身整齐的衣着，根本不是干农活的料。

　　生产队长叹了口气说：“你们还不会用锄头，就到田边用手拔草吧，这活简单，也省力，适合你们做。”知青们一听，这是照顾他们呢，一个个连忙脱掉鞋袜，踩入泥浆之中，拔起草来。

　　拔草虽不累，但弯着腰，猫着身子蹲在田里，也不好受。突然，一个女学生娃“哇”得一声大叫，便哭着从田里跳上岸来。原来，她摸到一根软绵绵的东西，拿到手上一看，竟是一条水蛇。

　　这玩意虽然没有毒性，但不认识的人，看到蠕动的水蛇，内心的恐惧也是可想而知，更何况是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

　　这一下，这些城里人一个个都不敢下水了，先前那个女娃，上岸了仍哭个不停。她也许永远也想不到，到乡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要面对这种可怕的情景。

　　这样的教育，对她来说，也许是一辈子中最大的阴影。而且，农田里除了水蛇外，还有蚂蟥之类的血吸虫物，这些蠕动的软体动物，对城里娃、特别是女娃来说，其恐惧程度不亚于豺狼猛兽。

　　一天劳动下来，男娃们毕竟胆大一些，或许是有在女生面前充当男子汉的气概，慢慢地适应了农村的环境，而女娃位则死活不肯下田，只好挑选在干燥的岸地上拔些草。

　　收工后，农人们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地回家了，这也许是农民最快乐的时光。而这群城里娃，则一个个灰头土脸，表情凝重。

　　一想起在农村接受“再教育”要三年、五年，乃至更长时间，这漫长的岁月将都要在农村，和这群衣衫褴褛的农民生活在一起，都感受到这个“广阔天地”里，的确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从原先的城里人，变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心理的落差远远超过了“上山下乡”前的豪言壮语。当喊着口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原本心目中的蓝天、草地、鲜花、溪水，一切美好的想象都化为乌有。

　　剩下的只有劳累和酸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茫然和悲悯。

　　农村泥瓦房里没有厕所，他们得学会使用马桶;没有自来水，得学会从井台取水;没有电，得学会点煤油灯照明;没有浴室，男知青还得学会和村民一样，光着膀子跳进村边的池塘里洗澡。

　　一切的一切，与理想中的生活相差甚远。真正到了农村，才发现“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描述，只是戏文里的台词，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将长久伴随着他们一路延续。

　　让这些城里娃在田里受罪，还真不是个事。

　　大队里的头头们也商议着怎么办才好。碰巧村校里缺少老师，原先的代课的老师也都是农村里只读过两三年书的人，自身普通话就不标准，教出来的学生，读书口音里，带着浓重的土话。

　　这也难怪学校，想当年，农村里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多，只要能把毛主席语录读全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

　　这些城里娃，好歹也是高中毕业生，识字多，普通话标准，把他们放在学校当老师，既能解决上面安置知识青年的任务，又能为村里的孩子找到识文断字的先生，真是一举两得。

　　后来，这些知青都成了学校的代课老师，我到了上学年纪，教我们小学、初中的老师，大部分都是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而这些知识青年中，有的娶了农村女人当老婆，有的嫁给了当地农民，成为真正的村里人。

　　直到后来知识青年回城政策实行后，当年的知青，才一个个回到了父母身边。

　　现实的转变导致婚姻的变异，男人回城了，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孩子，女人回城后，就再也不跨进原先低矮的瓦房。于时，城里一个家，乡下一下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孽债》中描绘的情景，在乡下可谓是比比皆是。

　　2007年，这批回城知青相约故地回访，其中就有我的初中老师，教我初中的吴老师对我还依稀有点印像。只是当年风华正茂的城里女娃，现在也成了两鬓花白的老人，他们说起这段“上山下乡”历史，至今依然有感慨，有念想，有回味，有无奈。

　　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们本人知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人生中的重要一课，是非得失，或许历史自有评说。

　　作者简介

　　戴建东，男，浙江金华人，1965年8月出生，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从事石匠、泥瓦匠、代课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后通过自学获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供职政府机关新闻中心，任副总编辑。曾出版诗合集《九峰派诗选》、个人散文集《行走田园》。（焦点  荐）

责任编辑：李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