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的呼唤
顺着呼兰河,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沉重。河水流到县城西南,徒然变得涣散慵懒起来,给沿途衍出许多河岔、泡子、水泊、苇荡,白花花一片又一片,像神人撒下的一张张纸钱。这场面使我立即想起小时母亲“叫魂”的情景。那时,我得了重病,高烧三四天不退,母亲认为一定是鬼勾走了魂,于是就剪了很多纸钱,趁夜深人静,独自到村外去撒,一边撒,一边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可怜的儿,回来吧,回来吧!”……而眼前,呼兰河,也是撒纸钱吗?也是“叫魂”吗?那么它又是为谁“叫魂”呢?……当我走进呼兰县城,来到萧红故居时,这个疑问仍在心头盘绕。
萧红故居在县城南二道街二百零四号,占地七千多平方米,有房舍三十间,分东西两大院。东院为萧红自家居住,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西院是库房和佃户栖身之地。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场景,就是以呼兰河、二道街和故居原貌设置的,甚至连名字也一字未改,其中胡家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冯歪嘴子等艺术人物,也是以西院佃户为原形塑造的。
早在上初中时,我就读过《呼兰河传》,觉得不热闹,没意思,但那简洁优美的语言和凄迷哀婉的情调,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自走进故居的一刻起,又重新唤起我的记忆,调动起我的情绪,以致身临其境地重新温习起小说的艺术情境,领略作家的心路里程。
萧红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乃莹,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她是伴着武昌起义枪声呱呱坠地的,不久母亲又得病去世了。这种命运的巧合与不幸,也许赋予她更多的民主思想和反封建意识。她因为对封建家庭反感而逃婚,因为逃婚而走向文学之路,因为文学而结识了萧军、茅盾、鲁迅,因为结识这些文学名流和志士仁人而投身抗日运动。一九三四年,萧红与萧军赴沪,创作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苦难生活和抗争。鲁迅读后十分赏识,不但帮忙出版,还亲自写序,给予很高评价。李公仆聘她为民族革命大学教师。茅盾撰文称《呼兰河传》是“一篇叙述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一生有两个男人,一个是鲁艺学院院长萧军,一个是著名作家端木蕻良。但当她在香港患病和弥留之际,他们却一个都不在,更没有后代和其他亲人守望。她就这样孤独地走了,年仅三十一岁。
我望着萧红的遗照,辨认着她的各种著作,抚摸着她使用过的皮箱、桌凳、书柜、梳妆台等遗物,先头那种情绪更加浓重了。她短暂的一生,既充满着传奇与浪漫色彩,又洋溢着悲情与赤诚的情怀,想之令人潸然涕零。我极力设想当时的情境,在那个黑暗社会和动乱年代,年仅十七八岁的她,究竟是怎样冲出封建家庭,怎样孤身一人面对严酷现实,怎样忍受各种社会舆论和亲情压力,怎样于彷徨迷惑中寻求光明。是的,她可以逃婚,却逃脱不了命运;她可以选择人生道路,却选择不了生与死的不二法门。她的悲剧难道不是那个社会的悲哀和缩影吗?
也许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子就是她一生写照。他们偷偷相爱,偷偷生子,面对种种嫉妒、诬蔑和嘲笑,依然活得有滋有味。不幸的是,看着第二个孩子已经会笑会叫,王大姑娘却离开这个世界。冯歪嘴子整天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但每当看到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时,便不再绝望,他从儿子身上获得了信心和勇气。那么萧红呢,她的儿子呢?她的希望呢?她生过一儿一女,儿子夭折了,女儿送人了,她没有儿女,孑然一身。她的儿子就是冯歪嘴子的儿子,她的希望就是冯歪嘴子的希望。这大概是她有意设置的一个光明的尾巴——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看到一个新中国正在母腹妊娠和骚动——这就是她孜孜以求的儿子和希望。
我没去后花园浏览,我知道那些花呀,草呀,是感情的寄物,正如她笔下描写的那般充满生命和天真烂漫。这不适合我此番的心情。我此番的心情是需要凝思和沉湎,就像她的汉白玉坐像那样,一手拎书,一手支颐,目光如炬,凝眸沉思和远望。我久久伫立在她的雕像前,觉得她是一片云,是一个梦,很难读通读懂。仅仅三十一岁呀,她竟然经历了丧母、逃婚、囚婚、非法同居、丧子弃女、三次婚变、流离大半个中国、卷入多次是非旋涡等那么多曲折坎坷,创作出《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苦杯》、《沙粒》等那么多优秀作品,跻身知识界高层并结识鲁迅、茅盾、李公朴、柳亚子、萧军、冰心、端木蕻良等那么多重量级人物。她的作品和人犹如一阵旋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真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时至今日,国内又悄然兴起一股“萧红热”,涉及的话题已远远超越文学范畴。如她的祖籍、身世、逃婚的真正原因、与父亲张选三的关系、与萧军和端木薨良的三角恋爱、与丁玲的历史恩怨、悲剧根源、性格成因,生活习惯如吸烟喝酒,以及因此而影响生育质量等等,都成了研讨的话题,争论激烈的程度绝不亚于当年所产生的冲击波。很显然,六十多年后,“萧红现象”再度被飙升和热炒,除了社会转轨时期人们心理和兴趣爱好的功利一面外,更多地怕是对这位传奇女性的追恋和渴慕吧!
离开萧红故居,我独自在呼兰河畔踯躅。河水还是那么懒懒慵慵地流淌,身后的河岔、泡子、水泊、苇荡愈显得纷乱雪白。我不禁又想起母亲“叫魂”的情景。瞧那呼兰河,不也在撒纸钱吗,不也在为它的女儿“叫魂”吗?
“萧红,可怜的女儿!你在哪?回来吧,回来吧!……”
作者简介:梦萌,高级职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河》《悲喜娱乐城》《倾城》《金喽啰》《新部落》,中短篇小说集《绿太阳》《和谐的比例》,长篇纪实文学《水经泽被》,文论集《论梦萌与梦萌论》,散文集《随意即风景》等3部以及报告文学集多部。小说《爱河》在省台长篇连播,散文散见于《散文》《中华散文》《读者》等各类报刊,有的作品介绍到国外。
萧红故居在县城南二道街二百零四号,占地七千多平方米,有房舍三十间,分东西两大院。东院为萧红自家居住,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西院是库房和佃户栖身之地。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场景,就是以呼兰河、二道街和故居原貌设置的,甚至连名字也一字未改,其中胡家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冯歪嘴子等艺术人物,也是以西院佃户为原形塑造的。
早在上初中时,我就读过《呼兰河传》,觉得不热闹,没意思,但那简洁优美的语言和凄迷哀婉的情调,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自走进故居的一刻起,又重新唤起我的记忆,调动起我的情绪,以致身临其境地重新温习起小说的艺术情境,领略作家的心路里程。
萧红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乃莹,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她是伴着武昌起义枪声呱呱坠地的,不久母亲又得病去世了。这种命运的巧合与不幸,也许赋予她更多的民主思想和反封建意识。她因为对封建家庭反感而逃婚,因为逃婚而走向文学之路,因为文学而结识了萧军、茅盾、鲁迅,因为结识这些文学名流和志士仁人而投身抗日运动。一九三四年,萧红与萧军赴沪,创作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苦难生活和抗争。鲁迅读后十分赏识,不但帮忙出版,还亲自写序,给予很高评价。李公仆聘她为民族革命大学教师。茅盾撰文称《呼兰河传》是“一篇叙述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一生有两个男人,一个是鲁艺学院院长萧军,一个是著名作家端木蕻良。但当她在香港患病和弥留之际,他们却一个都不在,更没有后代和其他亲人守望。她就这样孤独地走了,年仅三十一岁。
我望着萧红的遗照,辨认着她的各种著作,抚摸着她使用过的皮箱、桌凳、书柜、梳妆台等遗物,先头那种情绪更加浓重了。她短暂的一生,既充满着传奇与浪漫色彩,又洋溢着悲情与赤诚的情怀,想之令人潸然涕零。我极力设想当时的情境,在那个黑暗社会和动乱年代,年仅十七八岁的她,究竟是怎样冲出封建家庭,怎样孤身一人面对严酷现实,怎样忍受各种社会舆论和亲情压力,怎样于彷徨迷惑中寻求光明。是的,她可以逃婚,却逃脱不了命运;她可以选择人生道路,却选择不了生与死的不二法门。她的悲剧难道不是那个社会的悲哀和缩影吗?
也许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子就是她一生写照。他们偷偷相爱,偷偷生子,面对种种嫉妒、诬蔑和嘲笑,依然活得有滋有味。不幸的是,看着第二个孩子已经会笑会叫,王大姑娘却离开这个世界。冯歪嘴子整天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但每当看到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时,便不再绝望,他从儿子身上获得了信心和勇气。那么萧红呢,她的儿子呢?她的希望呢?她生过一儿一女,儿子夭折了,女儿送人了,她没有儿女,孑然一身。她的儿子就是冯歪嘴子的儿子,她的希望就是冯歪嘴子的希望。这大概是她有意设置的一个光明的尾巴——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看到一个新中国正在母腹妊娠和骚动——这就是她孜孜以求的儿子和希望。
我没去后花园浏览,我知道那些花呀,草呀,是感情的寄物,正如她笔下描写的那般充满生命和天真烂漫。这不适合我此番的心情。我此番的心情是需要凝思和沉湎,就像她的汉白玉坐像那样,一手拎书,一手支颐,目光如炬,凝眸沉思和远望。我久久伫立在她的雕像前,觉得她是一片云,是一个梦,很难读通读懂。仅仅三十一岁呀,她竟然经历了丧母、逃婚、囚婚、非法同居、丧子弃女、三次婚变、流离大半个中国、卷入多次是非旋涡等那么多曲折坎坷,创作出《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苦杯》、《沙粒》等那么多优秀作品,跻身知识界高层并结识鲁迅、茅盾、李公朴、柳亚子、萧军、冰心、端木蕻良等那么多重量级人物。她的作品和人犹如一阵旋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真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时至今日,国内又悄然兴起一股“萧红热”,涉及的话题已远远超越文学范畴。如她的祖籍、身世、逃婚的真正原因、与父亲张选三的关系、与萧军和端木薨良的三角恋爱、与丁玲的历史恩怨、悲剧根源、性格成因,生活习惯如吸烟喝酒,以及因此而影响生育质量等等,都成了研讨的话题,争论激烈的程度绝不亚于当年所产生的冲击波。很显然,六十多年后,“萧红现象”再度被飙升和热炒,除了社会转轨时期人们心理和兴趣爱好的功利一面外,更多地怕是对这位传奇女性的追恋和渴慕吧!
离开萧红故居,我独自在呼兰河畔踯躅。河水还是那么懒懒慵慵地流淌,身后的河岔、泡子、水泊、苇荡愈显得纷乱雪白。我不禁又想起母亲“叫魂”的情景。瞧那呼兰河,不也在撒纸钱吗,不也在为它的女儿“叫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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