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云瑞和陕西作家

　　十几年前年，我去京城办事，想顺道看望南云瑞先生，不料他已退休，而且搬了家，据说搬到一个很远的叫回龙观的地方。出版社同志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我忙拨通，接电话的是他老伴。听口音也是陕西人，便有了亲切感。大概她也和我一样，一听到乡音，就格外温柔热情。她说老南到医院检查身体去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我先后打了三四次电话，她也不厌不烦，仍是那么温柔热情。她问了我的情况，说实在对不起，他还没回来，等晚上再联系呗。我惋惜地放弃了拜访的念头，打算第二天去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处于礼貌，也为了告别，晚上我又给他打电话。还没等我提及告别的事，南总就热情地告诉我到哪乘车、乘几路车、在哪下车、车票多少钱、他家是某区某楼某号等等。一股浓烈的乡音乡情，霎时把我的心灼热得滚烫滚烫，只好再次改变计划，说定明早准时去回龙观他家。
　　虽是五月中旬，但北京天气很热，风也特大。两个多小时急急匆匆地找车、等车、坐车、倒车，我身上早已大汗淋漓，随之淋漓的大汗又被五六级大风生吞活剥了去，临到他家已是土头土脑的了。稍事擦洗，南总就全然撕掉醋熘普通话的面纱，满嘴秦腔秦韵询问起家乡变化：小麦得是受旱咧？渭河得是污染咧？西安城墙得是开放咧？新来的省委书记咋个相？陕西又冒出哪个新锐作家？……看他急迫冲动的样子，我几乎不敢相信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老伴姓李，西安人，原先在中青社当编辑，一谈到陕西作家，话题一下宽泛了许多。
　　我过去只知道南总渭南人，原在西北局工作，后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和文艺部主任，再后又调到中国工人出版社当总编。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与陕西作家有着难以割舍的瓜葛，有着鲜为人知的渊源。柳青的《创业史》“续篇”是他于中青社编辑出版的。他与贾平凹曾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同室办公，又特别要好，常在一起闲谝，要么就骑自行车大街小巷乱窜。后来他调到北京，贾平凹第一部小说集就是他编辑出版的。路遥《人生》、《我的姐姐》他是责编，并将《人生》推荐给《收获》全文发表，后来又主导在中青社出版单行本。他亲自编辑出版了邹志安的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还介绍到香港再版。另外如李若冰、赵熙、白描、程海、李康美等作家的书，他都竭尽全力扶持帮助，得以顺利出版发行。他与在京的陕籍学人阎钢、周明、何西来等都是朋友，常有来往和走动。白描是他设法调到京城的。雷抒雁在他手下吃过十余年粮饷，既是部下又是乡党。还有陕西的王愚、李星等都是他的知己朋友。我的中短篇小说集《绿太阳》，正是经李星推荐在他关照下出版发行，并从此认识了这位陕西学人和前辈……
　　谈起这些人和事，夫妻俩就如数家珍，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特别一提起邹志安，话语间无不带有对亲人的那种敬佩、惋惜和眷恋之情。他说邹志安来京时，迫于经济匮乏，常在他的办公室吃住。每逢老伴送来饭，他俩就二一添作五，吃得既节俭又自在。志安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直夸嫂子的红烧鱼做得实在好，他吃了还想吃。所以后来，他老伴干脆就送两份饭，要不就带着志安到家里就餐。南总说，陕西“冷娃”的性格特征，从这些作家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他们都是些耐得大劫大难、倔强玩命的角色。这种生命的投入和张扬，岂能没有人生的大彻大悟和文学的大树大果呢？
　　也许由于职业缘故，南总和李老师不禁又谈起出版界的事，时时流露出很强的忧患意识。他们谈了出版社的困境、图书市场的混乱、版权法、知识产权等行业现状。说着说着，南总走进书房拿出一摞盗版图书，有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金瓶梅》等，装帧都很精美，定价都在百元左右，而实际售价只十元。南总苦笑着说，像这些盗版书，不但豪华精致，而且错别字很少，谁还愿意掏大价买正版书呢？这就是盗版书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也是出版社难以为继的根源所在。他说他常去书摊和书市转悠，碰见如意的就买几本，放在书房收藏起来，权当一个时代的见证吧！
　　李老师的厨艺不错，陕西捞面条加上一番京味包装，就有了别样的美滋味。吃罢饭，我浏览着客厅字画和书房藏书，被浓重的书卷气陶冶得也文文绉绉的了。房子很大，约一百六十平方米。李老师说两个儿子都有住房，很少回来，两人住这么大房子，还真有些冷清和孤单。南总附和道，正因为寂寞寥疏，才能安定下来读书，思考一些学问和人生的不解之事。他说他和老伴都是学中文的，也都是搞编辑出版的，吃了一辈子文字，却少有自己的著作，一生只为他人做嫁衣裳。虽然偶有小愧，但总的感觉还是活得很充实。他说他现在除了看书，就是出门散步，有时也上网，写点评论杂感之类的文章，不图著书立说，只求心的一时放纵和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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