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

　　年过半百，诸多往事都已记忆不清，唯独童年时期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现在回味起来，感觉如同昨日发生一般。童年之时发生的一切，都是时代刻下的烙印，有着当年岁月留下的痕迹，从中可以透射着历史风云变迁。一枚鸡蛋记得读小学时，父亲在公社里工作，每月几十块钱工资，母亲身材弱小，干不了农活，所以，生产队里就挣不到工分，父亲微薄的工资就得要花上一笔去买工分，以便年终能分到相应的口粮和柴草，以此养活家里大小五口人。从我懂事起就觉得，村里都很穷，很多人家一年到头，能看到十块头的日子少之又少。我因父亲是公社里拿工资的，稍微要好一点，但我仍感到家里很穷，除了平时的柴米油盐之外，经常拿不出多余的一分钱，更别说奢望购买其他用品了。我们上小学时，就要学写字，大都用铅笔，母亲极其节俭，舍不得整支铅笔让我带去学校，主要怕我不小心弄丢了。
　　所以，只要我买来新铅笔时，母亲都要用柴刀将铅笔砍成两段，然后分半支铅笔让我带去学校。就这半支铅笔，还得要用布条缝个铅笔套，然后用棉线吊在脖子上，这样可以让一支铅笔用上一个多月时间。有一次，我发现半截铅笔已经短得不能拿捏了，就缠着母亲要买一支新铅笔。当时，一支铅笔要三分钱，可是，母亲找遍了抽屉的角角落落，就是找不出一分硬币来，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因为没钱买铅笔，我哭着喊着不肯去上学。母亲皱着眉头，怎么也想不出，到哪儿去找出三分钱来。这时，趴在墙角鸡窝里的老母鸡“咯得、咯得”欢叫起来。母亲大喜，奔到鸡窝里，摸出一枚还冒着热气的鸡蛋说：“好了，好了，把这个鸡蛋拿到小店里，可以换一支铅笔了。”我也乐了，拿着鸡蛋就屁颠屁颠往村代销店跑。到了小店门口，乐极生悲，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中的鸡蛋也飞出老远，“咔嚓”一声碰到了小店门槛上，鸡蛋打破了，我也傻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小店老板娘看到，忙走出店门，她问清缘由后，劝我别哭别哭，用一只碗把打破的鸡蛋收了，并给我换了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
　　此事在我脑海里沉浮了许多年，以致后来我一看到鸡蛋就想起铅笔，一看到铅笔就想起破碎的鸡蛋。火烧帽子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除了督促子女学习外，课余时间，必须要参加农业劳动，比如，拔猪草，捡柴火之类，是我放学之后的必修课。
　　有时，我放学回家去拔猪草时，看到别人收工回家了，心里就十分羡慕：他们回家就没啥事，而我还有一大堆作业没做，晚上还得点煤油灯写作业。我这人小时候贪玩成性，最头痛的就是每天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以前老师还特别喜欢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放学回家继续努力。当时，我们村里还没有通上电，晚上照明，靠煤油灯点亮，以前煤油要凭票供应，没有票，买不到煤油，所以，每户人家对点灯用的煤油都十分珍惜，不敢有丝毫浪费。为了节省煤油，我们一般都是几个同学晚上一起拼在一起写作业，小孩子在一起，一般都贪玩成性，写一会儿字，又嬉闹一阵，这时，父母就会催促我们抓紧完成作业，要节省煤油，煤油很金贵，点完了就没有了。有一年冬天，晚上很冷，我和同学在煤油灯下写字，同学戴着草绿色军帽，伏在桌上。写字时太专注，把帽沿碰到煤油灯上也不知觉，直到帽子烧出一个洞，烫到头发了，这才跳起来，把冒着火焰的帽子摘下来，这事让我们嬉笑了很久。犯错罚站父亲是虔诚的共产党员，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每年的中堂上方，都要挂上崭新的毛主席画像，家风家训中，永远有一句这样的话：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个家。我在小时候，属于顽皮类型，这也难怪，小孩子，大多贪玩成性，难免会犯点小错。父亲对犯错了的我，从来是不肯迁就的，他教育子女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就是让犯错的我，在毛主席挂像前罚站。以前，家家户户都养猪，一是为了过年有年猪好杀，用于补贴家用，二是为了积攒猪栏粪，用于肥田。美其名为：养猪积肥，猪多肥多。而收集填充猪栏的草料，则是我们小孩子的事。所以，每天放学后，到田野里割草就成了必修课。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没有去割草填猪栏。而是跑出去玩耍了。结果，傍晚回家时，刚巧父亲从工作单位回家，看我没有放学后参加劳动，便开始训斥我：“不爱劳动的人，就是大懒虫，就是社会上的无用之才，你这样做，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于是，我便被罚站在毛主席画像前。同村的小伙伴，每每看到我被罚站在毛主席像前，一个个站在门口瞧热闹，时不时地戏耍我说：“今天又犯错误了？又向毛主席认错了？”我一脸无奈，但又拗不过父亲的严厉管理，只能乖乖地站着受罚。 　　作者简介：戴建东，男，浙江金华人，1965年8月出生，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从事石匠、泥瓦匠、代课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后通过自学获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供职政府机关新闻中心，任副总编辑。曾出版诗合集《九峰派诗选》、个人散文集《行走田园》。（焦点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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