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味”中国年】忆吴堡的年味儿

　　再过二十多天又要过年了。今年的年要在西安过，从求学、立业，到成家、过生活，不知不觉在省城度过了20个春秋，渐渐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但是，每每临近过年，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愁思就会愈发强烈，一时间心里想着的、念着的、盼着的都是过去的吴堡的年，那浓浓年味儿啊，早已穿越千里，沁人心脾。

　　浓浓的年味儿，在那扫窑洞的灰土里。过去的炕上，从下到上依次要铺上席子、毛毡(或毛毯)、褥子和床单，被子连同枕头一般都卷在铺盖里，翻翻重重，为的就是多垫几层不膈应。平日里，都是临睡前用笤帚大劲儿上扫一扫，年前可不一样，正儿八经的大扫除。一般要提前腾走被褥，然后把压了一年的毛毡、席子卷起来，抱到院子里吊打。我是最喜欢充当“打手”的，学着大人的样子，拎起棍子左敲右打，不一会儿，积攒了一年的灰土就被掸了出来，扬的满院子、满身都是，那时候光顾着高兴，没在意自己竟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大人们再把炕一扫，重新按顺序铺上，当然，被罩要拆洗，床单也要换新的。难弄的、麻缠的都紧着太阳落山前做好，剩下的像洗衣服、收拾杂物、拖地等碎事，就放在晚上。就这样，洗衣机轰隆响个不停，大人小孩里外忙个不歇，窑洞、院子、灶房灯火通明，忙碌中整个家渐渐规整了起来。

　　浓浓的年味儿，在那炸丸子的油锅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北生活条件差，印象中，油和肉一直是“吃不够，也不够吃”，只有过年才有一两顿“管饱吃”的机会。过去，清油贵，一般都是买肉时，顺带称上几斤猪油，自己回家炼。我喜欢看大人炼油——他们会把一整块猪油放在案板上切碎，等铁锅烧热，便用刀腹把碎块分次揽进锅里。不一会儿，白花花的猪油就会熔化成半透明的黄色液体。猪油榨干后，大人会把热油舀进黄瓷盆里，我们则惦记着锅底的油渣，趁热吃，口味绝佳——酥酥的，香香的，油油的，到现在都能清晰回想起那个熟悉的味道。过年前，除了炼油，还会炸一些肉丸子，把大葱、生姜、芫荽等一并绞进肉馅里去，和上鸡蛋、淀粉，并撒上花椒、胡椒、酱油、盐等调料，把咸淡调适中。最后，等油一烧热，便用手汆起丸子来，抓一把肉馅，从虎口处均匀挤出，一个个落入滚烫的油锅里，不一会儿便熟了。我总会守在油锅前，等着下嘴，刚炸出的丸子，往往是外焦里嫩，散发着一股肉香，每每想起都是口水直流。

　　浓浓的年味儿，在那守岁的电视里。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4寸的海燕牌彩色电视机，据说花费了父亲近两年的工资，等了半年之久。那时候，天线只能收到一个频道——中央一台，每到大年三十，下午早早吃了饭、收拾了碗筷，一家子就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到来。这是一场持续近5个小时的精神盛宴，跳舞、唱歌，小品、相声，魔术、杂技，加上当红主持、明星艺人，确实是群英荟萃、应有尽有，内容、编排上也是别出心裁，满足各年龄段观众的喜好。再后来，从20多平方米的窑洞到100多平方米的楼房;从14寸显像管到65寸液晶屏;从无线接收的模拟信号到网络点播的4K高清，地点在变，方式在变。不变的依旧是那个时段，依旧是守在电视机前的那些人，只不过，电视里和电视外的那些人啊，有的逝去，有的还在。

　　浓浓的年味儿，在那压枕头的花花里。过年前，大人会选一些晒干的上好红枣，洗净、控干，然后发上白面，做成花儿和兔子的形状，再嵌入枣子，最后放入铁锅的篦子上蒸。出锅后，在每个“花花”“兔兔”的中心处点上两滴红墨水，就算完成了制作。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大人总会把蒸好的“花花”“兔兔”成双成对地压在枕头下面，再塞上一摞红彤彤的压岁钱，让我们睡个“厚实”的“跨岁觉”。过去，陕北的自然环境恶劣，生活、医疗条件极差，为了祈求孩子少病无灾、长命百岁，就用这种形式来寄予希望，“花花”寓意着盛开、绽放，“兔兔”寓意着活泼、健康，都是平安的象征，美好的祝福。记得大年初一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枕头吃“花花”、咬“兔兔”，求个吉利，讨个彩头。

　　浓浓的年味儿，在那羊肉馅的扁食里。扁食，是陕北对饺子的称呼。大年初一，开年的第一顿饭肯定是吃扁食，与平常不同的是，这天的扁食要包“银元元”。扁食通常是羊肉和胡萝卜馅儿。“银元元”就是平时攒下的零散硬币，放进饺子捏好，一个个整齐摆放在篦子上。等到一盘盘的饺子端上了桌，孩子们是最着急的，着急的并不是填饱肚子，而是要争抢着把“银元元”吃出来。习俗里讲，谁吃出来的最早最有“福”，谁吃出来的越多越有“福”。这么多年来，我们家“最有福”的一直都是我和父亲，我的优势是吃得快、胃口大，经常是第一个吃出“银元元”的人，急的妹妹拿筷子满盘子乱捅。为了平息“战争”，父亲也常常会把“初漏端倪”的饺子夹给她，让妹妹轻而易举吃出“银元元”来。

　　过去的吴堡的年，还有正月里的扭秧歌，二十三的跳焰火……数不尽，也道不完，那浓浓年味儿啊，整整伴随自己成长了19年，印象深刻，记忆犹新。马上过年了，人在省城，心在吴堡！（冯海军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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