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龙首钮官印鉴赏

　　我身为炎黄子孙，远古祭祀活动主持人王世登，人们尊称王宝官即：祭祀物品保管员的后裔，曾对王宝官遗留的收藏、流传、供奉、祭祀的第二件物品：《揭开王莽头颅的千年之迷》,《大道研讨团》2025年03月10日刊发，有兴趣的朋友可在互联网、百度上搜看。
　　今天，推出王宝官，祭祀物品保管员收藏、流传、供奉、祭祀的第三件物品——《中华第一龙首钮官印鉴赏》。
　　新莽，即西汉末年，王莽掌（篡）权后，改国号新，故称：新莽。
　　先祖王宝官收藏、流传下一方龙首钮 覆斗形“邦侯丞印”官印。 　　该官印，红铜质铸造，印钮以龙首造形，座落在底座呈正方覆斗型的底座上，覆斗厚1厘米，覆斗底面3.4×3.4厘米；覆斗顶面2.2×2.2厘米。龙首造形高3厘米，龙首长4.4厘米，宽2.4厘米。该官印通高4厘米，重135.5克。 　　《邦侯》读音bāng hòu，汉语词语，指秦、汉时期的长官。
　　邦：古代指国家或诸侯国。
　　侯：古代爵位之一，地位较高。
　　丞：古代官职名称，通常指辅佐主要官员的副职。 　　“候，读作hòu，本意是指守望、侦察，也指征兆，时节，还指事物变化中的情况。”（摘自百度百科）李学勤《字源》引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候，伺望也。”
　　从用字上来看，第二个字是“候”。此印若释读为《邦候hòu》，当作何解释？邦在等候，还是为邦等候？似乎解释不通。
　　“侯”字在秦篆中的写法: 　　“侯，本义是指古代射礼所用的射布，古代群居，能为众射兽除害者则以为长，故引申古代五等爵位的第二等，又特指君主，又可指诸侯，后又泛指达官贵人。”（摘自百度百科）李学勤《字源》引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矦（侯之本字），春飨所?矦也。从人；从厂，象张布；矢在其下。天子?熊虎豹，服猛也；诸矦?熊豕虎；大夫?麋，麋，惑也；士?鹿豕，为田除害也。其祝曰：‘毋若不宁矦，不朝于王所，故伉而?汝也。'”
　　按史书记载，夏商爵制不太明晰，西周除天子之外，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矦（侯）本只针对周姓诸侯，后扩展到西周初期褒封的前代“王”、“公”之后代。发展到秦汉时代，“邦侯”。
　　按秦制，秦代称“属国”为“属邦”（战国中后期开始，此时的秦是战国秦），“邦守”是仅次于“王”或“公”的“侯”，“邦守”是其行政职务称呼，“邦侯”则是其爵位称呼。
　　该印钮是一挺胸昂首，自信满满，张着大口老龙。
　　龙钮印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工艺美学的杰出代表，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工艺技术。
　　一、历史渊源
　　龙钮印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其起源与印章制度的发展紧密相连。印章作为一种身份认证和权力象征的工具，自古以来便在中国社会占据重要地位。
　　而龙钮印章，更是将龙的图腾崇拜与印章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是帝王家族的专属图腾。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龙纹作为装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清朝。
　　因此，龙钮印章往往与皇家、权贵紧密相连，成为他们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龙钮印章的历史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龙钮印章的材质、形态、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所变化。
　　例如，西周时期出现的龙钮形印，是中国印史上最早的玉质印章之一，其独特的龙钮设计和精美的制作工艺，为后世龙钮印章的制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艺术特色
　　龙钮印章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龙钮设计：龙钮印章的精髓在于其龙钮设计。
　　龙钮通常以蟠龙、盘龙等形态出现，雕刻精细，形态威严。
　　龙的姿态各异，有的张口平视，五爪雄壮有力；有的身尾相交，双眼炯炯有神。
　　这些设计不仅展现了龙的威严与力量，也寓意着持印者的权威与尊贵。
　　2.材质选择：龙钮印章的材质多样，铜等。不同材质的龙钮印章具有不同的质感和美感。
　　3.制作工艺：龙钮印章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需要高超的雕刻技艺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制作过程中，工匠们需根据设计图案，运用镂雕、浮雕等多种技法，将龙的形态、毛发、鳞片等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
　　同时，还需注重整体布局和比例协调，使龙钮印章既具有艺术美感，又符合实用需求。
　　三、文化寓意
　　龙钮印章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寓意。
　　首先，龙作为皇权的象征，龙钮印章自然与皇家、权贵紧密相连。
　　它不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是权力和威严的体现。
　　其次，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吉祥、祥瑞的寓意。龙钮印章上的龙纹图案往往与祥云、莲花等吉祥元素相结合，寓意着持印者能够拥有好运和幸福。
　　此外，龙钮印章还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四、现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龙钮印章虽然不再作为身份认证和权力象征的主要工具，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却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和传承。
　　一方面，龙钮印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通过对龙钮印章的研究和鉴赏，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另一方面，龙钮印章的艺术价值也备受推崇。许多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都将龙钮印章视为珍贵的艺术品进行收藏和鉴赏。也为现代工艺品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和借鉴。
　　综上所述，龙钮印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工艺美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独特的艺术特色、丰富的文化寓意和重要的现代价值。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证者，也是现代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由于秦王朝统治时间很短，只有十五年，便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所推翻，所以秦印并不成熟，在官印制度上，是属于从早期的古玺向成熟时期的汉印过渡的形态。
　　汉印指汉至魏、晋时期的印章。文字的点画比秦篆简略、明快、热烈，结构近于现代楷书，形体变秦篆的长形与汉隶的扁形，多呈方形。
　　秦印：从印形上看，方印都有边栏，或加直隔线，或“田”字格；长方印(又称半通印)多用“日”字格，其余圆形印等也多用边栏或隔线；从文字上看，多半与秦始皇诏版、权量等文字风格相同；与战国玺印比较，秦印容易认。战国玺印字形不一，参差不齐；秦印渐趋方整；与汉印比较，汉印文字愈趋严整，印文排列较紧，而秦印文字书写自然，有自己的风貌；有些私印还带有战国玺印的余风；根据现有资料，还未见朱文印。
　　汉印：汉印的风格大方浑厚，朴拙天成。它方中寓圆而刚柔相济；粗细相同而疏密得当；拙中寓巧而自然舒展；增减笔画而不脱离六义；挪让屈伸而巧拙天成；轻重疏密而虚实呼应；朱白相间而增添新趣。
　　这些都是篆刻艺术形式美的深化，造成了多变而又统一含蓄的美，其风味平淡、醇醪，久而不失其味，是篆刻艺术史上的全盛时期，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止目前发现汉代的帝、后官印有下面两枚：
　　一是“皇后之玺”玉印，通高2厘米，边长2.8×2.8厘米，重33克。为西汉时期文物，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1968年9月的一天傍晚。陕西咸阳市区东北30多公里的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的14岁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他沿着渭惠渠边的路走到狼家沟，无意中看见渠南边的土坎上有个东西在夕阳斜照下闪闪发光，开始他以为是只躲在草丛中的小兔子在偷看他，就好奇地走近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是那亮光仍在闪烁。于是他放下书包，用手刨挖起来，终于发现有个东西的一角露了出来，由于土质松疏，他很快便把这东西刨了出来。
　　他擦去上面的泥土，原来是一块光亮的玉石，玉石的上部趴着一个动物，下面四四方方的，好像刻着字，可是他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于是把它带回了家。到家后便把玉石给哥哥看，两人研究半天，觉得可能是颗印章，准备把上面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留着玩。可是这玉石特别坚硬，上面的字不容易磨掉。过了几天他们的父亲孔祥发要到西安给生产队办事，孔忠良就把印章拿出来让父亲带到西安，找家刻字铺把印上的字磨平后刻上自己的名字。
　　孔祥发向小儿子仔细问明印章的来由，端详着印章的造型、质地、文字，尽管他也认不出是什么字，但总觉得这东西非寻常之物，他想到印章出土之地在刘邦陵园之内，自己在担任大队干部期间，同到这里来的文物工作者打过多次交道，有一些文物知识，再联系到这一带常有人挖出古代陶盆、瓦罐、瓦当、麻钱之类的古物，意识到这颗印章可能是文物。第二天他到西安后，先没有办其它的事，而是直接找到陕西省博物馆，请他们对玉玺鉴定。博物馆的人一看印章上的动物造型和印面上的“皇后之玺”四个篆字,当即认定它是珍贵文物。 　　当得知这方印章是如此珍贵的文物之后,孔忠良的父亲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将这方玉印上交给了博物馆，博物馆领导为了感谢他们父子俩,给了他们20元奖励。
　　2012年12月初，陕西省神州汉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举行“保护大遗址、弘扬汉文化”总结表彰大会，对孔忠良等10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第一次受到表彰的孔忠良激动地说：“没想到，45年了还有人记得我。”
　　江青素来对吕后十分欣赏，她曾评论说：“吕后也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
　　1974年，江青听说前些年发现的“皇后之玺”是吕雉之物，便连忙追问玉玺的下落，快拿来给她看看。当她得知吕后玉玺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时，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西安出差的一位中国女领导，要她速将此玉 玺找到带回北京。这位领导干部立即到陕西省博物馆找来负责人传达江青的话，要他找出玉玺，馆负责人当即领她到“秦汉文物陈列室”看实物，当她看到文物标签上并未标明是吕后之物时，有些不解，陪同的有关专家解释，对此方玉玺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因此未明确标注。随后命陕西省博物馆派人将玉玺护送去京，江青见之如获至宝，迟迟不还，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皇后之玺”才得完璧归赵返还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我们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它反映的汉代礼仪制度及其背后的故事，将长久地引起人们的兴趣。
　　二是“文帝行玺”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 　　1983年10月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博物馆。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此印为方形龙钮金印，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越南语：V?n ?? hành t?）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
　　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赵昧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越南语：Tri?u V?n ??）。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强调出龙身S型腾翻的动势，集实用功能和装饰效果于一身，构思设计十分巧妙。
　　“文帝行玺”金印在汉朝方面来说，是伪印。
　　而在南越国内，却是最具权威的官印。行玺，按汉制，居六玺之首，是分封诸侯的用玺。
　　这枚行玺和汉制略有不同，印文自号“文帝”而不是仿汉天子的“皇帝”。赵佗及其继承者赵眜生前就僭越自尊为“武帝”（炫耀其肇基南服的武功）、“文帝”（以夸示其长于文治）。并非按汉朝传统，汉制“文帝”、“景帝”等名号，是新继位的皇帝给先皇帝追谥的庙号。
　　因此，汉朝皇帝死后，陪葬印玺是“明器”，而南越王的却是实用印玺。
　　“文帝行玺”以龙为钮，黄金铸成，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
　　另外，汉朝皇帝印印面为“方寸二”，即相当于今天的2.7—2.8厘米，而南越王“文帝行玺”边长3.1厘米，后者大于前者，这应是南越王别出心裁的得意之作，迎合了其独霸岭南的意思。
　　玺印中自称“文帝”，这是南越国王颇具特色的称谓。人或以为不然，并指出中国历代帝王中，或称“文帝”，或称“武帝”，历来多有。曹操为“武帝”，曹丕为“文帝”。
　　然而，殊不知中原帝王的这些称号，并非其在位时的“尊号”，而是在其死后，对其一生所作评价的“谥号”。南越国的礼制殊异，这称谓不是死后的“谥号”，而是生前的“尊号”。
　　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生前就称“武帝”，以炫耀其开国的武功。
　　第二位南越王赵眜，便称“文帝”，以夸示其长于文治。
　　南越的这种特殊典制，在中国极其丰富的典章中，不能说绝无，却比较少见。
　　史书对南越的殊典原有记述，往时人或以为怪，疑而不信。今日“文帝行玺”的印玺出土，确证古史的记述可信。
　　行玺，即发布诏命所用的印信。这其中的“玺”字是有文章的。先秦时，凡印章，不论是帝王的，还是臣民的，都可称“玺”。
　　秦始皇称制后，为强调皇帝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 (以前人人都用的自称)；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称“诏”、称“制”；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
　　臣民的凭信物只能称“印”、称“章”。从此，“玺”这个名称成为御用印信的称谓。
　　汉承秦制，在玺印的规定上稍有宽缓，皇后、诸王印信也称玺，但基本上仍相沿旧制而不改。
　　据《晋书舆服志》载：“乘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
　　据《汉旧仪卷上》载：皇帝行玺，凡封（按：此句有脱字，应云“凡封命用之”）；之玺（按：此句应云“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信玺（按：此句应云“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于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
　　汉皇玺印虽多，却早已失传，今不得见。这次在南越王墓中共清理出土三十颗印章，也唯有这颗金印称“帝”、称“玺”。
　　迄今为止，它是今日唯一得见的汉代“帝玺”，这就弥足珍贵了。
　　“帝”、“玺”两字特别引人注意还有另一缘故，因为其间隐蕴着一部古代的汉越关系史。
　　汉印纽形很多，或龟、或蛇、或虎、或龙。纽形不同，显示着印的主人的阶位不同。
　　比如，西汉的“轪侯之印”，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汉墓中发现的，墓主为侯爵，印纽作龟形。
　　“滇王之印”，是1956年在云南晋宁发现的，墓主为一国藩王，印纽作蛇形。
　　“倭奴国王”印，是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的，印主为一邦之王，印纽也是蛇形。
　　1968年，中国在陕西咸阳汉高祖长陵附近发现一颗玉制的“皇后之玺”，纽作螭虎形。螭是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螭虎即螭头虎身的怪兽形象。
　　这颗南越王金印，纽作蟠龙形，在已发现的大量汉代玺印中从未曾见。
　　仅此一点，已足以显示这颗金印无与伦比的尊贵了。
　　虽然在五代和明清的帝玺中印纽也有龙形的，但均较晚近，龙形亦各殊，古意不多。
　　南越帝玺上的蟠龙纽，迄今为止，是今世得见的最古老的玺印的龙形纽了。
　　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南越国创建者赵佗曾是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一员战将，后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朝灭亡后，刘邦、项羽逐鹿中原，一片混乱。公元前204年，赵佗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自赵佗起，共经历5世93年。
　　史书记载，第三代王赵婴齐曾“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而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了龙钮金印“文帝行玺”、“帝印”封泥、“赵?”玉印等，
　　由此说明第一代南越王赵佗自称武帝，第二代南越王名赵昧自称文帝；而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的墓主人即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
　　王莽掌（篡）汉大权，建立了新朝，和秦王朝统治时间相同，都是只有短暂的十五年，但这一时期的印章却非常有特色，后来称之为“新莽印章”。
　　王莽“托古改制”，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革汉而立新”，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史书上皆有明确记载，影响广泛。
　　这些措施在新莽官印上有充分的反映，历来深受学者们的重视。
　　新莽官印遗存至今大概有一百七十馀方。
　　王莽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印章产生了影响：
　　官名：王莽主要依据《周官》、《礼记?王制》等儒家经典来改易官制，方法有二：
　　一是增加新官职，如中央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马司若；地方上实行州、部、郡、县四级制，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
　　二是改变原来官名，如中央更大司农为羲和，又改为纳言，太常为秩宗，少府日共，执金吾为奋武等，地方上改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长令为宰等。
　　地名：王莽以据《禹贡》将西汉十三州并为九州，西汉郡县名称几乎全部拆散改变，如敦煌改为敦德，武威改为张掖等，人称“莽州郡官名，改无常制，乃至岁复变更”，有时连官吏也不甚了了。
　　此外还有爵名、封地名和“新”字国号。
　　《礼记》中的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王莽据此再依五服亲疏来议定封爵授土之制，如“封王氏齐衰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皆受印拔”。
　　又将爵号如关内侯改为附城等。
　　王莽还在始建国元年收回西汉赐给少数民族的印绶，而改为以“新”字开头的印绶，并且改“玺”为“章”。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印文多数为五字或六字。
　　五字印分三行排列，末字占一行；六字印亦分三行，每行各两字。
　　印文是标准的缪篆，很规范，不像典型西汉官印那样圆劲，也不像东汉官印那样方正，字形稍长，笔画圆润、匀称，肥瘦适中，结体严谨工整，端庄秀丽。常用印文中特点最强的莫过于“丞”字了，此字最下一笔的两端上翘甚高，西汉“丞”字的下一笔虽翘而短，东汉以后的“丞”字下一笔则多已写成一横了。
　　新莽时期的官印多为改制后的官名、地名、爵称等，如封爵有侯、伯、子、男、任，改县令为宰，等等，与汉制有较大差别。
　　其官印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印文多为五字、六字及八字、九字等，凡官名二字者其后加“之印章”，三字者加“之印”。 　　淮阳王曾为汉初刘邦所封同姓王之一，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又封刘钦为淮阳王，传三世至王莽时废。《汉旧仪》载，汉制诸侯王印为黄金质，文曰“玺”，赤地绶，此印玉质，或为明器。
　　西汉后期印文笔画更加粗实齐整，结字更趋方整峻健。此印用刀遒劲畅达，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处皆以方笔为主，线条刚劲，转折处多显方折。“淮”字中水部由带有弧度的笔画构成，“隹”则以斜线与平直线为主，“阳”字中“易”的下部由斜线与曲线相结合，既相互呼应，又使整个印面更加生动活泼。特别是“易”下部的曲线，使印风在严谨整饬中流逸出灵动温婉的气息。“王”字中间留出大块的空间，在整方印中较为醒目。“玺”字虽然笔画繁多，但由于安排得当，密而不满。此玺端正谨严而又不乏灵动，在西汉晚期官印中具有较强代表性。 　　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半通印有“日”字界格，横格把印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两字印在处理上有相当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好，两个字很难组合成一个整体，此印因施界格，故章法相对容易处理。此印用刀圆润劲挺，笔画排布匀称，结体端庄雅洁，章法疏密得宜，印风平正中寓灵动。
　　“邦”字把纵向的笔画缩短，使得结体较为紧凑，转折处圆中带方，整个字宽博雍容，笔画刚直中蕴婉曲。
　　“侯”字则纵立健挺，字势上与“邦”字形成对比，既各具情态又能统一和谐。
　　此印在方正平实中见变化，直笔中暗含曲意，含蓄蕴藉，笔短意长，结字虽以方为基调，但方中寓圆，显得精致圆融。 　　新莽官印中，首字刻“新”者，为颁布给少数民族首领之印。
　　“乌桓”，亦作乌丸，原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支。
　　西汉设乌桓校尉，东汉南匈奴归附，乌桓也向东汉臣服。
　　“率众侯”是新莽封乌桓之官号。公元49年，辽西乌桓各部首领携奴婢、牛、马、虎、豹、貂皮和弓箭入洛阳朝贡，光武帝刘秀封他们为侯王君长，使率众戍守北方边境郡县。
　　在存世乌桓官印中多有“保塞”“率众”字样，如“汉保塞乌桓率众长”“汉乌桓率众长”等驼钮官印。
　　此印是新莽授给内附之乌恒部落首领的官印，乃传世新莽印章标准品，在莽印中颇为特殊，典雅遒劲、方圆兼备之余，篆法自然流畅，笔画停匀娴雅，笔意浓厚。
　　篆法优雅精美，用笔方圆兼备，笔画匀整遒劲，结体严谨又不失舒展大方。
　　新莽官印文字内容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有大量特殊官名和特殊称谓，颁给少数民族的官印首字均镌“新”，而不再镌“汉”。
　　此印共12字，章法整饬，笔画匀称，大小比例规范，是典型的新莽官印风格。
　　字法上，印文字形稍长，方圆相兼，书写性极强，几乎笔笔带弧，转折亦多圆转，营造了一种自然柔美的氛围，配以偏长的字形，观之如有谦谦君子之风。
　　而且，刻工一丝不苟，未见草率，当时工艺之精湛令人惊叹。 　　据《汉书·宣帝纪》，汉时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罗福颐先生将其置于“颁给兄弟民族官印”类，则该印即新莽时被安置于西河的匈奴降者旧部佰长所用印。
　　王莽即位后，曾派遣使者四出边域，广授印章，颁赐给边疆地区民族的印章则多冠以“新”字国号。
　　王莽时期是中国古代工艺科技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印章刻铸的精工和规范是他朝罕见的。
　　此印为瓦钮，说明持印者的身份并不高。此印文字结构方圆兼备，宽博饱满，笔画婉通舒展。
　　此印体现了新莽印章的典型特征，典雅精致。
　　笔画的起讫处多用方笔，转折处则外方内圆，显得每个印文都非常齐整利落。“新”“河”“佰”三字竖画较多，但排列十分整齐。“新”字的“斤”部、“佰”字的“百”部、“长”字的下部均处理得十分巧妙。
　　此印每个印文均笔画排列匀称，笔画间距基本相同，但由于每个字繁简不同，自然使全印在章法上给人以疏密有致之感。 　　纵2.4厘米，横2.4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新莽印章的印文多数为五字或六字，分作三行，五字者将最后一字拉长作为末行，此为新莽印章布局上的一大特色。
　　此印印文笔画以平直方折为主，同时又富于变化。“广”字的“广”部背向右侧，主要是为了避免与相邻“男”字的“力”部构成多条竖线的同向重复。“男”字改上下结构为左右结构，为下面“家”字腾出空间。
　　“丞”字体形修长，单字独占一列。
　　此印的用笔较为自然，转折处多用圆笔，无论结构还是用笔都不是中规中矩，而是灵活变化，在众多严谨的新莽官印中也算风格独具。
　　西汉的印章多为铸造,其中以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印章制作最为精美。王莽曾“博征天下工匠”，新朝的铜器，特别是印章，无不铸造精良，有口皆碑。
　　官印的等级主要体现在印钮制上，二千石以上的称“章”，二千石以下的称“印”；县宰以上的龟钮，以下为瓦钮。
　　“印纽”，又称“印鼻”。印章顶端的带孔雕饰。钮孔用以穿绶带佩印于身上。秦汉印钮，有龟、螭、辟邪、虎等形状，以区分官员品级。
　　印钮的设计最初以实用为主，用于穿绶带系于腰间，如瓦钮、鼻钮等。现将我国古代的主要印钮形态分列如下:
　　鼻钮：这是我国古代早期印章最多见的印钮，因孔小如鼻而得名。先秦的官印、私印均大量采用这种形式，汉代以后的官印鼻钮变大，故又称之为瓦钮、桥钮。
　　龟钮：龟钮也是官印中最常见的钮制。龟与蛇结合称之为玄武，玄武是人格神，演化成赫赫有名的真武大帝。此外，龟与贵同音，是长寿吉祥的象征。
　　蛇钮，不多见，但颁给滇王的印章采用蛇钮。
　　羊钮、马钮、兔钮有颁发给其他民族首领的记载。
　　此外，鹿钮、罴钮、鱼钮等神兽钮也见于历史记载及出土文物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螭钮，又称螭虎钮，皇帝及皇后玺均用此钮。螭为龙的一种。
　　然而，龙首钮官印，极其罕见。
　　“龙首”是由“龙”和“首”两个字组成。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生物，被认为是祥瑞的象征，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威严的形象。而“首”则表示头部或首要的部分。
　　因此，“龙”和“首”两个字组成语,是用来比喻事物的首要部分或领导者。
　　“龙首”也就是龙的头。
　　《仪礼?乡射礼》：“楅长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龙首，其中虵交。”
　　郑玄注：“两端为龙首，中央为蛇身相交也。”
　　《淮南子?要略》：“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
　　《后汉书?礼仪志下》：“载饰以盖，龙首鱼尾，华布墙，纁上周，交络前后，云气画帷裳。”
　　陕西省长安县北有一山丘，古称“龙首原”。
　　汉张衡《西京赋》：“疏 龙首 以抗殿，状巍峩以岌嶪。”
　　《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规 龙首，抚 未央。”
　　李贤注：“ 龙首 ，山名，萧何 於其上作 未央宫。”
　　唐沉佺期《人日重宴大明宫赐彩缕人胜应制》诗：“拂旦鸡鸣仙衞陈，凭高 龙首 帝城春。”
　　《水经注》里记载：秦朝的时候，有一条黑龙从南边到北边的渭河里饮水，它途经的地方恰好形成了一座土山，而这里又是龙头所在的地方，所以就有了龙首山。
　　当时这里的地势要高出西安别的地方很多。
　　在汉代人的记载中，称龙首山“长六十余里，东北临渭水，西南到樊川，最高的地方有二十丈，最低的地方也有五六丈，比当时的汉长安城要高出不少。”
　　在陕西，高于地面的广阔平坦台地，一般都被称之为“原”，像南郊的凤栖原和东郊的白鹿原都是这样的地形。龙首山其实也是个原，所以逐渐的也被称为龙首原，民间也传说长安城有条龙脉，西头向北，饮渭河之水，尾朝南，吸天地之灵气，从秦岭里冲出，龙头就是今天的龙首村。
　　而西安钟楼就是用来镇压这条龙脉而建造的，古代的皇帝自称真龙天子，巧合的是，在现在龙首村周围数公里的范围内，东有唐大明宫，西北有汉长安城，11个朝代的五十多位皇帝都在这里向全国发号施令。而按古人描述的龙首原的范围来看，西周的镐京与秦朝的阿房宫也刚好被包含在了里面。 　　汉代篆刻在我国印学史上极其重要、是我国古代篆刻艺术发展史上极其辉煌的颠峰时期。
　　这一时期完善了秦王朝所建立的官印制度和官印的形制及印文规范模式。印章的使用范围扩大，体制、文字的形式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无论从印章雕刻技巧和印章的数量，发展得都比较快。是我国篆刻艺术发展史第一个高峰时期。
　　西汉末年，王莽曾“博征天下工匠”，所以新莽官印多为铸造,并且铸造精良，风格独具，制作精美，有口皆碑。
　　铜印材较之其它印材，如石、木、牛角、象牙等，优点是坚久耐用，传世性强，艺术表现的形式丰富，适宜加工。
　　铜印材颜色庄重，它可以比上述印材表现更细致、镂空等，配合错金、错银、鎏金、錾制等表面深加工技术，铜印章可以更高层次地表现皇家的永恒、持久、庄重、高贵的气派。
　　王献唐（1896年—1960年），字献堂，初名家驹，后改名王献唐，号王凤生，着名学者。
　　他在《五镫精舍印话》曾赞日：“印为国家重器，尤刻意求工，今传新莽官印，钮制炼冶，俱皆华妙，印文书刻之工，远迈秦汉，更无论魏晋。昔戴醇士谓莽泉为一绝，余谓莽印亦为一绝，篆刻至莽，殆摹印之极规矣。”（齐鲁书社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37页。）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截止目前为止，发现汉代的帝、后官印就这三枚，咱们把他们的放大图片放在一块，近距离的做个清晰、详细地比较： 　　1、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整体形象，印钮：“邦侯丞印”是挺胸昂首，张口平视，双眼炯炯有神，自信心满满的龙首钮；“文帝行玺”是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强调出龙身S型腾翻的动势，集实用功能和装饰效果于一身，构思设计十分巧妙。“龙首钮”和“盘龙钮”是有着严格区别的，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为一谈。
　　2、“皇后之玺”是蓄势待发的卧螭虎钮。螭是传说中一种无角龙。
　　3、看高度：“邦侯丞印”的通高是4厘米；“文帝行玺”的通高是1.8厘米；“皇后之玺”的通高是2厘米。
　　4、看材质：“邦侯丞印”是红铜质；“文帝行玺”是金质（含量达98%）；“皇后之玺”是精美白玉。
　　5、看重量，“邦侯丞印”是135.5克；“文帝行玺”是148.5克；“皇后之玺”是33克。
　　6、看工艺：“邦侯丞印”是精良铸造成型；“文帝行玺”是精良铸造成型；“皇后之玺”是精雕细琢成型。
　　7、看文字：“邦侯丞印” “文帝行玺”和“皇后之玺”都是四字官印，“秦篆”繁体，文字字体规整大气，并且刚健有力，雕琢技法娴熟。
　　8、看印文：“邦侯丞印”采用的是“朱文”印，（秦至今未发现有“朱文”印，“朱文”印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而“文帝行玺”和“皇后之玺”采用的是“白文”印。
　　9、看印面：“邦侯丞印” “文帝行玺” “皇后之玺”都是非常规整的正方形。
　　10、看尺寸：汉代官印的尺寸有一定的规定,相对较为统一，大多数官印的边长在2.3厘米至2.6厘米之间。这与官职的等级有关，其边长通常为汉制一寸，相当于现代的2.4厘米左右。
　　“邦侯丞印”是3.4×3.4厘米，“文帝行玺”是3.1×3.1厘米，“皇后之玺”是2.8×2.8厘米。“邦侯丞印”比“文帝行玺”大0.3厘米；“文帝行玺”比“皇后之玺”大0.3厘米。
　　总的来说，汉代官印的尺寸反映了其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对礼仪的重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在中华民族印章史上唯一的一枚新莽时期“龙首钮”官印、可以说它是我们华夏民族上古印章的佼佼者者，更是我们华夏民族印章的“领导者”。
　　您看那“龙首”高高昂起，那是“自信心”的表现，“领导者”的风范。
　　他昂首挺胸、睁着那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张口平视、胸有十足、信心满满地告诉世人：我才是真正地“龙的传人”。
　　他昂首挺胸，睁着那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张口平视、胸有十足地告诫世人：我才是“中华第一印”！ 　　王忠义，乳名“忙乐”。农历岁次戊子一九四八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出生，王宝官后裔，国家公务员，曾供职安康市汉阴县教育、体育、科技局，祖居古都长安，灞河岸边（古称：灞城）。陕西省文化软实力研究会 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 会员，三秦文化研究会 研究员、陕西大秦印社非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现任陕西白鹿原文化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继承祖辈收藏、供奉、祭祀、传承之家风，受老领导秦始皇兵马俑筹建处主任杨正卿先生影启蒙，对祖传藏品反复考证与研读，主攻祭祀文化及殷?商甲骨文字研究，曾在《中国文物报》《中国收藏》《东方收藏》《延河》《书海》《收藏界》《收藏天地》《艺园》《三秦文化研究会年录》《大道研讨团》《陕西青年网》发表学术文章30余篇。
　　2019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为建党一百周年拍摄的大型展演片《丝路大遗址》,在剧中扮演西汉大学士——汉武帝的老师。
　　获2021“文明之光”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称号。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