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里念父亲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往年听这句常被人提起的话，只觉是秋日常景，可今年念在嘴里，心却先沉了半分——今天是重阳，一早家里就添了暖意，二哥提着糕点、蓼花糖、小米芝麻糖和绿豆糕来看母亲，进门就笑着说“妈，重阳安康”。我们围着茶几坐下，泡上热茶，我还端上一盘刚洗好的新鲜葡萄，水珠还挂在紫莹莹的果皮上;大家边剥葡萄皮，边捏起甜丝丝的蓼花糖，脆响在屋里散开，你一言我一语聊起过往的事，母亲说起从前父亲在世时的重阳，话里满是念旧，我听着听着，心里也泛起了潮，那些关于父亲的记忆，像翻涌的浪，一下子就涌到了眼前……

　　小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在供销社县联社上班，忙得脚不沾地，我和两个哥哥基本都在外婆家生活。现在想起外婆家的老院子，还能记起傍晚时的样子：外婆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火苗舔着锅底;我和哥哥们在院子里追跑打闹，笑声撞着墙根儿;偶尔听见院门外有自行车铃铛响，“叮铃叮铃”的声儿越来越近，心里就会紧一下——准是父亲回来了。那时候的他，在我眼里像个“暴君”，管教我们严得很，调皮了会动手;吃饭时我总躲得远远的，两个哥哥还能跟他坐在一起，可我就是不想挨着他，连看都怕多看一眼，打心底里“见不得”他。就连午休想眯一会儿，我都怕他突然进来批评，听见他的脚步声从走廊传过来，就赶紧爬起来找活干，心里总念叨“这下又睡不成了”。

　　可偏偏那些软乎乎的记忆，也跟着冒出来：有一年夏天，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城里，半路上碰见个推着白木箱卖冰棍的，箱子里铺着厚厚的毛巾，敞着的箱盖里能看见冰棍裹着透明薄纸。我眼睛一下子就直了，嘴里的哈喇子忍不住往下流，盯着那箱子嘟囔：“哎呀，那白糖冰棍，肯定太好吃了!”父亲没多说什么，似乎一下子就懂了我的心思，从口袋里摸出5分钱，硬币还带着他的体温，给我买了一支。他把冰棍递到我手里时还带着凉，我咬一口，甜丝丝的糖味便慢慢在嘴里化开，连木棍儿都要舔好几遍，那味道，我记了五十多年;还有回跟他去城里，路过一个西瓜摊，正好碰见他同事在那儿吃西瓜，人家顺手递来一块，红瓤黑籽儿看着就甜，父亲接过来却没舍得咬，转身就塞到我小手里。西瓜的甜裹着清清爽爽的凉，顺着指尖传到心里，那份父爱，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暖。

　　那年我要去参军，家里人一听说部队驻地在榆林，知道那儿条件艰苦，都犯了犹豫，不想让我去。唯独父亲没跟着慌，反倒主动把我叫到后院，阳光落在他中山装的衣角上，他语气沉却坚定：“我的意见还是你去吧，不要犹豫，要坚决一点。地方是苦了点，但能锻炼人，说不定沙漠里还能飞出金凤凰呢。”寥寥几句，却像颗定心丸，我心里的犹豫一下子就散了。

　　临走那天，全家都去送站，站台上人来人往，母亲攥着我的手反复叮嘱，哥哥们也帮着拎行李，可我左看右看，就是没见着父亲的身影。我心里难免有点失落，直到后来母亲才跟我说：“你爸啊，是外表坚强，心里比谁都软。他怕去了站台上控制不住眼泪，反倒让你分心，在家躲着哭了好半天呢。”我这才懂，他不是不惦记，是把牵挂都藏在了没露面的背后。到了部队后，父亲的牵挂更没断过，一封封家书准时寄来，字里行间都是“好好训练”“听领导的话”“做党和人民放心的好战士”，那些带着墨香的字，像一双温暖的手，一直推着我往前，也让我在部队里踏实肯干，一门心思想着要好好干、建功立业。

　　复原后，我被安置到自来水公司上班。父亲总跟我念叨，上班要守规矩，别占别人便宜——他这辈子都这样，作为党员，他对自己、对家人的要求从来都严，半点儿不含糊。记得每次帮人家装完水管，水管里的水刚流顺畅，对方总要拉着我留饭，还说要开瓶酒，我都照着父亲的话婉拒了。支部书记看我做事踏实本分，常说“你这家庭教育就是不一样”，其实我知道，这是父亲把党员的本分刻在了我心里。有次他批评我做事毛躁，我心里委屈却没敢顶嘴，隔天一早，他竟骑着车跑了七八里路赶到西秦水源地，车筐里装着个饭盒，给我送来热腾腾的腊肉;还带着那台旧旧的海鸥相机，拉着我在单位门口拍了几张黑白照。照片现在还好好夹在相册里，每次翻到这页照片，都像还能闻到他递饭盒时手上沾着的灶火气，混着腊肉的油香。

　　后来，作为一名老党员，父亲总想着要为群众多做点事，于是就想着拉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经上级批准后，代表单位创办了食用菌研究所，专门搞食用菌研究。全国许多地方的人都纷纷赶来学习，他比谁都忙：每天要安排学员的吃住行，怕农家子弟多花钱，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周边村里，一家家敲门协商床位，反复问“能不能腾个地方?多少钱合适?别让学员们多花钱”;他自己从没有午休的习惯，不是在桌前整理资料、研究菌种，镜片上沾着水汽，就是蹲在菌棚里帮学员解决问题，裤脚沾着泥;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歇会儿，手里还攥着学员的问题记录本。可也正因这样没日没夜地操劳，加上他本就有高血压，那天他毫无征兆地突然倒下——是脑溢血，走得那么急，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父亲走后，供销社党委特别重视他的善后工作，专门为他筹备了追悼会。不仅组织了全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赶来参加，还调了近十辆汽车组成车队，每辆车的车头都系着黑纱，一路开到我家门前;门口拉起了黑底白字的横幅，写着“沉痛悼念张某某同志”，灵堂设在我家院子里，正前方的挽联格外醒目——上联是“一生忠于党”，下联是“一生为人民”，横批书“忠魂永驻”，这短短14字，是县社党委在追掉会上对他一生的评语，也是他作为一名党员最真实的写照。门前的路上早已放满了厚厚的花圈，都是他的老同事、帮扶过的村民和食用菌研究所的学员送的。那天来送葬的人挤得满满当当，大家胸前都戴着小红花，低着头，有的还抹着眼泪，没人多说话，却把敬重和不舍都装在心里——那隆重又肃穆的场面，我到现在闭上眼睛都能想起来。那年我才23岁，入殓前，看着他静静躺着，穿着那件崭新的中山装，我把自己新买的金星钢笔轻轻插进他的口袋里——我知道他爱写字、爱学习，总想着这杆笔能陪着他。指尖碰到他冰凉的手臂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他的衣襟上，我趴在他耳边，一遍遍地说：“爸，我永远会记住你，永远是你的儿子。”出殡前一天还下着雨，淅淅沥沥的，像是在哭;可到了第二天，天竟晴了，阳光洒在灵柩上，像是苍天也舍不得他，要让他干干净净地走。

　　从父亲突然倒下，到如今又一个重阳在眼前，屈指算来，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可他从没有真的“走”远——刚去世的那几年，我总像丢了魂一样，每天吃饭前，必定先走到他的遗像前，献一杯茶水、添点饭，仿佛他还坐在那儿，等着我絮叨当天的事;后来日子久了，我把他的遗像挪到了楼上墙的一角悬挂着，虽不再每天饭前献茶添饭，但逢年过节或是心里格外念他的时候，还是会习惯性地到楼上的遗像前摆上一杯水、一碗饭，再焚上一炷香，静静纪念他。每年清明也会去给他上坟，到了正月十五，再忙也会去给他送灯，灯笼的光在坟前轻轻晃，我就站着跟他说会儿话，说我过得很好，说我没忘了他的话，这一坚持，就是四十年。梦里也总常见到他，有时是他骑自行车带我买冰棍，有时是他拿着海鸥相机给我拍照，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家人问我怎么了，我只会哽咽着说：“我又梦见我爸了!”

　　今年重阳，我坐在楼上的遗像旁，先把父亲的黑白照片用手机拍下来，一点点修补——不仅让照片变成了彩色，还让他慢慢动了起来，仿佛正朝着我缓缓走来。接着我又找出父母过去的老照片，一起做成了抖音视频。母亲凑到手机前，眼神一下子亮起来，手指轻轻点着屏幕，声音发颤地反复说：“这是你爸呀，这是你爸呀!”话刚说完，眼泪就夺眶而出，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淌。看着母亲的样子，我也红了眼眶，忽然觉得，父亲好像从没离开过，就藏在这些带着温度的回忆里，藏在我们心里。

　　这些年来，我总在心里设想，要是父亲能回来该有多好啊，我一定会做个听话的孩子，再也不让他为我操心，好好孝敬他，把这辈子没说够的“谢谢!”和“爱你!”，一句接一句都讲给他听。

　　重阳又至，风里都带着秋的软。我望着手机里父母的影像，对着天堂里的父亲轻声说道：爸，您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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