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山风骨映初心——刘明生的家国 情怀与人生答卷

　　乔山的晨雾总比别处厚些，尤其到了秋末，白蒙蒙的雾气裹着塬上的苹果香，漫过扶风老城的青砖灰瓦，连北街小学的书声都像浸了水汽，软乎乎地飘在岳家巷的上空——那里的油泼辣子香能从早飘到晚，谁家蒸了馍，掀开蒸笼的热气能顺着门缝溜到街上，勾得放学的娃们直咽口水。

　　刘明生就出生在这片扶风热土上，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父辈在烽火岁月里的坚守，早早在他心里埋下了“为民”的种子。从青少年时起，他便循着父辈的足迹努力学习、追求进步，这份踏实让他得到了党组织的重点培养——1973年到1975年，他先后担任章村大队会计、南阳公社信用站会计、团总支副书记，在最基层的岗位上，他跟着老会计学记账，跟着村干部走村入户，把扶风的田埂、农户的需求，都一笔一笔记在了心里。

　　1975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年八月，他被县人民银行招录为信用社财务辅导员，圆了“服务乡土金融”的梦;也是在这一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时，他想起父亲说的“干事要踏实，为民要尽心”，暗下决心要把这份初心落在每一笔账目、每一次服务里。此后的日子，他在岗位上拼劲十足，连年被评为先进，1978年更是被破格调入县人民银行农金股;1982年，他主动要求下派基层，任新店信用社主任、综合党支部书记，把农金股的经验带到田间地头;1983年调回县农行任副股长后，又牵头筹备扶风县信用合作联社，1984年联社正式挂牌，他出任常务副主任、农业银行党组成员——一步步从基层走来，他的脚步始终没离开过扶风的乡土，没离开过农民的需求。

　　红色家训：从父辈的担架到他的“初心账”

　　第一次听刘明生讲父亲的故事，是1998年的深秋，我们坐着信用社的旧吉普车去北三乡。车在土路上颠得厉害，车轮碾过晒干的玉米秆，“咯吱咯吱”响，窗外的乔山像块墨色的玉，嵌在远处的天际线里。他突然指着路边一片挂着红苹果的林子说：“我爸当年就在这附近抬过伤员，扶眉战役那会儿，这路还是土路，夜里走一步滑三步。”

　　他父亲是地下党老革命，那会儿藏在乔山脚下的窑洞里，白天帮村民收庄稼，夜里就揣着情报往前线跑。有次敌军的炮弹落在离担架不远的麦地里，他爸扑在伤员身上，后背被弹片划了道大口子，还是咬着牙把人抬到了��水对岸的临时医院。解放后父亲当乡长，办公室就在老城的一座旧庙里，每月领的津贴总攒着——刘明生说，他小时候常趴在父亲的煤油灯底下写作业，看父亲在泛黄的账本上记：“王五保户，粮30斤”“李娃上学，学费5元”，那本账的封皮都磨破了，父亲却总说：“这账比自家的家底金贵，漏了一户，心里就不安。”

　　1996年“行社脱钩”，刘明生接过了扶风县信用联社理事长、主任、党委书记的重担。这一年，他把积累多年的基层经验全用了起来：知道职工们住得挤、吃得差，就牵头搞“五小工程”——小图书室里摆满《苹果栽培技术》《秦川牛养殖指南》，成了农民的“致富课堂”;小食堂里每天飘着热乎饭香，冬天的小锅炉把暖意送进每个办公室;小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熟了，职工们会主动送给附近的老农。这套充满烟火气的做法，不仅让扶风信用社的学习风气、工作效率大变样，还从宝鸡市推广到全省、全国，省人民银行专门在扶风开了现场会，他站在台上介绍经验时，说的还是那句实在话：“咱信用社是农民的银行，得先让职工暖心，才能让农民放心。

　　也是在这期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全省金融系统先进工作者，但他把奖状锁在抽屉里，转身又扎进了支农一线。1999年五一，他作为省级劳动模范去北京，出发前特意把父亲那枚旧党徽别在胸口。登上天安门城楼那天，风把国旗吹得猎猎响，他望着广场上的人群，突然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乔山脚下帮村民种玉米，父亲说“干事要像种玉米，根扎深了才结穗”。“那时候才懂，‘扎深根’不是守着一亩三分地，是得让农民的日子真能过出甜滋味。”后来在人民大会堂，他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回来后把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底下，旁边摆着一张1999年的扶风县地图，地图上北三乡、法门镇的位置，都用红笔圈了圈，写着“苹果”“辣椒”的小字——那是他心里的“支农清单”，每一笔都要落到实处。

　　有次我们去段家镇走访，路过一户姓王的老农家里，院子里拴着两头秦川牛，牛圈旁边堆着刚晒干的玉米。老人拉着刘明生的手就哭：“刘主任，要不是你1995年给我贷的500块买牛钱，我家娃都念不起初中。”刘明生拍着老人的手背，指了指窗外的乔山：“我爸要是还在，看见你家这牛、这玉米，肯定高兴。”那天回来的路上，吉普车路过��水支流，看见几个妇女在河边洗衣，他跟我说：“我现在每批一笔贷款，都像在替我爸接着记那本账，乔山看着呢，一笔都不能错。”

　　金融惠民：从扶风田埂到宝鸡大地的改革路

　　1994年，我还在扶风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工作，那年腊月离过年还有半个月，县上要耍社火——这是扶风老辈传下来的规矩，锣鼓队、高跷、芯子一上街，整条老城的街都能热闹起来。可那会儿县上财政紧，连给社火队做服装、买锣鼓的钱都凑不齐，领导把任务压给我，让我去县农行找分管领导刘明生想想办法。

　　我揣着申请报告，心里直打鼓：毕竟是“要钱”的事，又是跨部门，人家要是推脱，我都不知道咋回话。到了农行办公楼，推开刘明生办公室的门，却见他穿着挺括的深灰色西服，领带打得周正，没有半分官架子，正对着一份报表写写画画。听见动静，他抬头笑着起身：“快坐，喝杯热茶暖暖身子。”我把社火筹备缺钱的事一五一十说完，还没来得及说“要是为难就当我没说”，他就接过报告翻了翻，语气特别温和：“县上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咋能不支持?”

　　他指着报告上“群众文化活动”几个字，特意加重了语气：“‘群文’‘群文’，得是让群众热闹起来的‘文’，不能是穷得办不起来的‘穷’!过年就得有年气，社火耍起来，大家心里亮堂，干事才有劲，这钱得花!”没等我多劝，他就拿起笔在报告上签了字，还跟会计交代：“这笔钱优先拨付，别耽误了社火筹备。”后来社火上街那天，岳家巷、北街挤满了人，锣鼓声从早响到晚，我特意跑去跟刘明生说热闹劲儿，他笑得眼睛都眯了：“你看，这热闹多值，比啥都强。”

　　1997年我调去县政府办当秘书，日子却过得紧巴——那会儿孩子刚满周岁，我们没地方住，只能挤在父母83平米的老房子里。家里算上父母、我和妻子，还有帮忙带娃的保姆，五口人挤在两室一厅里，孩子连个正经床铺都没有，只能在父母卧室的柜生台上铺层褥子，将就着睡。每到晚上，屋里到处是东西，连转身都费劲，我和妻子只能推着婴儿车，在岳家巷、北街的路上转圈——从信用社门口转到北街小学，再从小学转到��水河边，直到孩子在车里睡熟，我们才敢慢慢往回走，心里又酸又急：啥时候才能有个自己的家?

　　也是这年，县上有批家属楼要卖，5.6万元一套，我盯着消息馋得不行，可翻遍存折，连1000块积蓄都没有——那会儿我月薪才几百块，光家里日常开支就够紧的，哪有闲钱买房?眼看报名截止日期越来越近，我急得几晚没睡着，后来听说刘明生在县医院挂针，我咬咬牙，揣着写好的贷款申请书就往医院跑。

　　病房里飘着淡淡的中药味，刘明生手背上扎着输液针，桌上还摊着信用社的贷款报表。我红着脸把买房的难处、挤在父母家的窘迫一五一十说出来，话没说完就红了眼：“刘主任，我知道这钱不是小数，可我实在没办法了……”没等我说完，他就放下报表，指着申请书上的金额说：“买房子是正经事，是给娃一个家，该帮!”他当即跟陪在旁边的信用社会计交代：“这户的贷款按政策走，利息算最低的，别让他有压力。”最后，他在申请书上签了字，给我贷了2万元——那笔钱，在当时够普通人家攒上好几年。

　　攥着贷款凭证走出医院时，我看着街上熟悉的青砖房，眼泪差点掉下来。后来拿到家属楼钥匙那天，我特意带着妻子和孩子去给刘明生道谢，他笑着说：“不用谢，你们能有个安稳家，比啥都强。”那天晚上，我们终于不用在街上游荡，把孩子放在自己家的小床上时，妻子跟我说：“要是没有刘主任，咱还不知道要挤到啥时候呢。”

　　1997年去扶风县信用社开会时，我总想起这些事——这会儿的刘明生，已经成了信用社的“领头人”，但那份对“民生小事”的上心，一点没变。信用社在老城的十字街口，是栋两层的红砖楼，门口停着几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菜篮子，里面装着刚买的青菜和馒头;北街小学的上课铃响了，书声顺着风飘过来，和岳家巷飘来的油泼辣子香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就像当年耍社火、后来搬进新家的日子。

　　走进会议室时，正撞见一场“争执”——几个老职工围着刘明生，红着脸说：“刘主任，临时工转正式工从来没这规矩，你这是给自己找难题!”刘明生坐在一张木桌后面，手里攥着一份职工名单，指着眼眶通红的炊事员老张说：“老张在食堂干了八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炉子蒸馒头，冬天灶房冷，他手上的冻疮裂得流血都不歇着。职工们吃的热乎饭，都是他守着灶台做的，凭啥正式工能有保障，他就不能?”

　　那场“争执”后来有了结果：他跑了三个多月，往省市联社跑了不下十趟，每次去都带着老张做的馒头，说“这是我们职工的心意，也是他们的辛苦”。最后硬是争取到60个转正指标，不仅老张转了正，连打字室的小姑娘、开车的司机都落了实。转正那天，老张提着一筐自家种的辣椒去办公室，辣椒红得发亮，刘明生没收，只说：“你把食堂的粥熬稠点，让大家冬天能喝口热的，就是对我最好的谢礼。”

　　在扶风的这些年，他最亮眼的成绩，莫过于打造了“四色革命”支农工程。90年代的北三乡，还大多种粮食，一年到头忙下来，除去化肥钱，剩不下几个钱。刘明生带着人去山东考察苹果种植，回来后挨村开会，在各村的打谷场上，用石头在地上算“明白账”：“种一亩苹果，三年后能收五六千斤，一斤能卖一块多，比种粮食多赚三倍还不止。”有农民担心没本钱买树苗，他当场拍板：“信用社给你们贷树苗钱，等挂果了再还，利息按最低算!”就这样，北三乡的苹果林成了“绿色革命”;法门、建和、召公镇的连片辣椒，成了农民增收的“红色革命”;段家、午井、太白镇的秦川牛产业，是带动致富的“黄色革命”;塬下三乡的中棚大棚蔬菜，成了四季常青的“白色革命”。

　　这“四色革命”让扶风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信用社的实力强了——当时信用社的存贷款规模、盈利水平，在全县金融系统里稳稳占了第一。省市领导想调他去县里任职，他却婉拒：“我在信用社，能更直接帮农民解决贷款难题，这就够了。”

　　2000年，刘明生的脚步从扶风迈向了更大的舞台——他被调入宝鸡市信用联社任主任。肩上的担子重了，他的初心却没变，还多了好几重身份：宝鸡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常委，全市公检法、金融系统、发改委、物价局、各新闻媒体的人民监督员，还有省级人民监督员。这些身份里，他最看重的还是“服务农民”——在宝鸡，他大胆推进信贷改革，看着农民贷款要质押、找担保的难题，创造性推出“五户联保信用贷款制度”：不用质押、不要担保，几户农民互相联保就能贷到钱。这做法一下子解了农民的燃眉之急，还得到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的认可，《金融时报》《各界导报》特意刊发报道，标题就是《刘明生喊出了九亿农民的心声》。

　　他还亲自去太白县试点，要把这里打造成“纯农业县助农样板”：农户贷款不用抵押、不用质押，万元以下全按信用贷款发放。这一举措，让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的“三性”特质，还有“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的“三铁”作风，重新回到了服务农民的一线。那段时间，他跑遍了宝鸡的12个县区，每到一个地方，都先去田间地头跟农民聊天，问他们“贷款难不难”“需要啥帮助”。也是在这期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十大新闻人物”，《全国信合》《金融杂志》《中国政协导报》《陕西日报》等媒体都来报道他的故事，可他总说：“这些荣誉不是给我的，是给所有帮农民办事的金融人。”

　　笔墨人生：宣纸上的“乡土气”，藏着半生的坚守

　　认识刘明生久了，才知道他的书法不是“业余爱好”，是藏在笔墨里的乡土记忆。他的办公室里总摆着一张书画案，案上放着一瓶红星墨汁，旁边堆着裁好的宣纸，墨香和办公室里的茶叶香混在一起，很是安神。有次我加班到晚上，看见他在案前写“乔山风骨，��水柔情”，笔锋刚劲，墨色浓淡相宜，他说：“每次写这八个字，都像看见在扶风、在宝鸡的那些日子，看见农民们丰收的笑脸，心里踏实。”

　　作为法门寺书画院院长，他还兼任联合国世界教科文卫组织首席艺术家、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特邀书法顾问，可他的作品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对乡土的深情：2013年入选全国书画名人500强、获百佳优秀人物奖的作品，写的是扶风的“四色革命”;拿下国家乡土文化协会金质奖章的楹联《西部大开发》，字里行间都是宝鸡农村的新变化;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美国、德国友人收藏的作品，大多是“三农”主题——他说：“笔墨要跟着心走，我心里装着农民、装着土地，字里自然就有乡土气。”

　　有次灾区筹款，他捐了一幅《风雨同舟》的书法，拍了5万元。有人问他心疼不，他说：“这点钱能给灾区农民买几顶帐篷、几袋粮食，比我把字挂在墙上有意义。”

　　如今他退休了，家里的书画案还在，只是来求字的多了乡邻。有农民想给新房写幅对联，他二话不说就写，内容总离不开“乔山”“��水”“丰收”;村里小学想挂幅励志的字，他特意挑了“勤学笃行”四个大字，还亲自送过去，看着孩子们在字前敬礼，他笑着说：“这些娃，都是扶风、宝鸡的未来，得让他们知道，咱的根在土地里，咱的本分在为民里。

　　后来，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该有首诗来记下他的故事，笔者写下了《乔山贤达刘明生赞》，把他的半生轨迹与初心都凝在笔墨里：

　　乔山巍巍孕贤良，��水泱泱润梓桑。

　　革命家风承祖训，赤子情怀系农桑。

　　少年励志追先进，青壮躬耕在金融。

　　会计起步知民苦，辅导员岗践初心。

　　农行履职挑重担，联社筹备献赤诚。

　　行社脱钩勇掌舵，五小工程暖人心。

　　四色革命兴乡土，苹果辣椒牛羊肥。

　　大棚蔬菜四季茂，农民脱贫笑开眉。

　　临危受命赴宝鸡，信贷改革破常规。

　　五户联保解民困，无押无保贷相随。

　　太白试点开新路，九亿心声媒体吹。

　　人大政协献良策，监督员职不缺位。

　　劳模榜上闪金光，十大新闻人物辉。

　　书画丹青抒正气，法门书院领风吹。

　　退休仍念三农事，田间地头脚步催。

　　百姓称他财神爷，口碑胜过金与碑。

　　一生风骨昭日月，乔山

责任编辑：李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