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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老秦人西行取经记——“陕西公关”参加陇西世界李氏文化发展大会侧记

编后语:最近,我们中华姓氏文化联合会、陕西省公共关系协会等单位组团,参加了“陇西世界李氏文化发展大会”。为此,中华姓氏文化联合会文创委员会主任袁银波特撰写了《老秦人西行取经记》。因此文长达3万余字,故我们分五次发表,敬请广大读者能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尾  声
     次日,即8月20日上午,我们团队和所有参加临洮李氏祭祖活动的队伍一起,参加了临洮李氏文化研究会组织的祭祀活动。他们的工作做得十分扎实,他们的祭祀活动十分认真,这都是令人深以为佩服的。
      我们先乘车去了西汉李仲翔家族墓,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祭祖活动。关键是那里有一个“临洮李氏文化纪念馆”,布置十分精美,内容十分丰富,纪念馆里所展示的,便是李崇、李瑶、李信、李超、李仲翔、李昙、李玑、李牧、李左车这些李氏先贤的出身和经历,功德和战绩。这是一个研究陇西和临洮历史文化必去的地方。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就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古槐里,因为汉时,扶风为郡,郡辖兴平,那时的兴平就称槐里,这槐里与古槐里是什么关系?兴平与临洮又是什么关系?这又属于学术问题,我们在此只能提出问题,却是不便讨论的。
 
     而后,我们又去了岳麓山,那里有个伯阳宫,乃因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便有这伯阳宫了。老子“见周而衰”,便出函谷关,过散关,来到临洮岳麓山传道讲经并在此羽化升仙,后人便在这里修建庙宇塑以圣像,以此作为纪念老子、祭拜先哲的圣地。在伯阳宫有一凤台,相传老子正是在此跨凤“飞升”,故三国魏在此建了凤台。609年,隋炀帝巡幸洮渭,曾作诗曰:“长林啸白兽,云径想青牛。”吟咏老子在凤台“飞升”。唐代宗之后,狄道陷于吐蕃,凤台毁于战火。北宋熙宁年间收复,进士出身的蒋之奇于1082年任熙州(临洮)知府,特重修凤台,并因《道德经》有“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句,特将凤台更名为“超然台”,并作“寄超然台友”一首:“超然台上望超然,一别悠悠路八千,春水半濠花满谷,不知今此得依前。”以此来纪念老子在凤台的“飞升”。
明代贬官狄道任典史的著名谏臣杨继盛(号椒山,后被封为北京城隍),在《自叙年谱》中,述及超然台时写道:“此台相传为老子飞升之所……盖之函关西来,所传或不谬云。”并在此建“超然书院”。明进士李弼谒超然台云:“此台昔以凤凰名,至今凤去台益旷。老君曾此炼金丹,遁老于斯排仙杖。”清康熙年间《狄道州志》将超然台与秦长城并列为狄道著名古迹。
      清道光年间,改超然台为凤台,并勒刻“凤台”二字镶于崖壁。三国魏文帝咸熙二年(256),凤台北麓兴建道教太平观,供奉老子,年年祭祀。后因太平观被  毁,狄道祀老子定于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成为临洮世代相传的传统庙会。
    自2006年起,临洮县每年举办“老子文化节”,以此纪念圣哲老子。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出一个“只能提出,不便讨论”的问题,那就是:老子的羽化升仙地,究竟在什么地方?陕西周至楼观台有一处,人们多有争议,但大多的专家认为,楼观台只是老子讲经的地方,并非羽化升仙的地方;陕西扶风有一处,叫老君庵,是元代建筑,说是老子羽化升仙的地方,且被诸多专家所认可;今甘肃临洮又有一处,说得更为神乎其神,这里既有台又有宫,既有景又有物,那这老子字伯阳,那这伯阳之宫,可不是随便建的哟!对此,我初认为“老子生在鹿邑,逝在扶风,葬在槐里”。今来到了临洮,特别是看了伯阳宫以后,我又对自己以前自觉正确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比方说,老子的确已在扶风羽化升仙了,那么,他怎么还能来到临洮岳麓山呢?再比如,老子既然已经葬在槐里(兴平)了,那么,为什么临洮人还能在岳麓山给他筑台建宫呢?比较合理的解说应该是,老子是去过周至楼观台,他曾在那里多次讲经;老子是住过扶风老君庵,他曾在那里抗疫救人;老子从扶风继续西行,经大散关,跨省来到了甘肃,来到了临洮,在这里讲经并且救人,这似乎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其实,我虽然乐于提出问题,但却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有时只能进行一些合理的推理,这也正是我为什么喜欢研究历史,但更喜欢写作演义小说的原因,有些学术性的问题,虽然考古界、评论家难以解决,但作家却可以解决,因为作家能够演义。
     当天下午,仍然是在石缘福大酒店,我们参加了“李氏宗亲来古陇西(今临洮)寻根暨文化交流大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一是安排我大会发言,二是让我留下来继续采访,而我们团队是两点以前便要离开返回西安,再晚车就难以上高速了。于是,权老师匆匆向我交代一番,他们就离开了。
发言?说什么呢?仓促之间,没有准备,上台之后,我就作了这样的简单发言。我说:“中华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以东西两都文化为核心,通过不断的演化和发展而形成的特有文化,它的内容十分丰富,诸如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诗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等等。其中,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提到了东西两都文化,那么我说,老子文化也是东西两都文化的一个部分,因为,老子出关,出的便是函谷关;老子写《道德经》的故事,都是在东都洛阳一带诞生、演绎和发展的。而老子出关以后,是要前往西都长安的。所以,我在这里便提出一个东西两都文化,并且认为它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如果说是中华历史文化,似乎更准确一些。更何况,老子不仅出了函谷关,还出了大散关,一直到了陇西郡临洮那个地方,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为什么说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姓氏文化自古便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它是身份认同、家族荣誉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或名字的前缀,更是一种深厚的历史积淀、家族情感的纽带和社会伦理的体现。须知,在每一个姓氏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一个个杰出人物的传奇经历。这些人物要颂扬下去就需要演义,这些故事要传播下去就需要演义,这些传奇要讲述下去就需要演义。虽然,在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淡漠,姓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越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越应该重视姓氏文化、研究姓氏文化、传承姓氏文化,否则的话,我们的姓氏文化便会消亡。在姓氏文化研究方面,李氏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因为李氏家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家族,因为它不仅有上亿人之多,而且遍布全世界七大洲四大洋,遍布于角角落落地地方方。更何况,李氏家族既有那么多的皇亲,又有那么多的国戚,既有那么多的大将,又有那么多的名相,文臣名相数不胜数,名人先贤不胜枚举。所以,我们应该从多个层面出发,加强姓氏文化尤其是李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发扬光大。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姓氏文化发扬光大呢?我认为,姓氏演义这样一种形式,它便是加强姓氏文化传播的翅膀,是推动姓氏文化前进的车轮,是宣传姓氏文化的喇叭,姓氏文化的传播如能借助于文学艺术形式的演义,才能踵事增华,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我觉得,李氏这么大的家族,它完全可以有多部演义,比如《老子演义》《太宗演义》《李靖演义》《李白演义》等等。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我愿意为之贡献一份力量。假设,我们要写《老子演义》,那一定要认真研究、探讨、演义诸如老子为什么出关?怎样出关?出关后干些什么?老子为什么写《道德经》?怎样写《道德经》?《道德经》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对于这些读者和世人最关心的问题,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演义这一写作手法来加以解决的。这些演义的诞生,即使说“光宗耀祖”不那么确切,但记载和传承却是十分必要的。
    说实在的,此文章这样写,似乎对临洮有些不公,对他们的记述描写似乎有点过于单薄,但我还想说的则是,对于临洮,我还是有“小锅饭”给他们准备着的。因为,我还准备另外写一组散文《古临洮的吟唱:洮河,流淌在我心中的河;奇石,永远驻留在我心中的石;木子,那些永远姓李的石;长城,屹立在我心中的城;巨人,停留在我心中的谜》。我初步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样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在临洮停留了两天,返回之际,因大学生收假,火车票特别紧张,我一时半会买不到合适的火车票。见我犯难,李柏龙会长便亲自开车,和临洮县陇西李氏祖籍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李杏健、副会长张育麟、副会长兼副秘书长李柏义一起,把我一直送回了西安。在西安,他们先去了中国原点新城,拜会了李继和名誉主席和李恒威总裁,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而后,他们又去了西安小雁塔,观看了李铠博士亲自指挥演奏的联合国非遗文化经典“长安古乐”。对于这两项活动,我们的许支书已经撰了文,分别为《李继和主席在中国原点新城,会见临洮县李氏祖籍研究会会长李柏龙一行》和《千年赏一曲,礼乐传千年,李柏龙会长一行赏长安古乐》。既然已经有了佳文,那我这里便不再啰嗦,我这里最后要说的是,我的《老秦人西行取经记》打算就此打住,也应该打住了,因为文章已经不短了,已经3万余字。但是,我突然发现,就在我们一行西行不久,我们的习总书记,也几乎走着与我们相同的路线,考察调研走了一圈:他在宝鸡考察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和渭水生态公园,在天水考察了伏羲庙、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麦积山石窟,他还去了敦煌研究院和莫高石窟……虽然,这只是一种巧合,但我们所穿越的,也是同一条中华文明的时空隧道;我们所寻找的,也是同一条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
                                                                                                                                                                 2024年9月初写于陕西省作家协会
作者简介:袁银波,男,汉族,1951年出生于陕西扶风班家谷(班固故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院班固书院常务副院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文联少儿文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华姓氏文化联合会文创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秘书长、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秘书长。1969年入伍,在空降兵部队服役并从事文艺创作,多次立功受奖。1976年复员,先后在《陕西日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后供职陕西省艺术研究院。曾创办并主编过《宝葫芦》《神童》《艺术界》《盛世文化》和《长安文化》杂志,组织过六届“中华美”全国少儿作文、书画大赛和多次少儿文艺活动。现已发表4000多万字文学作品,包括诗歌300余首,寓言400余则,中、短篇童话50多篇,报告文学60多篇,长篇小说13部,中、短篇小说30余(部)篇,专著53部,有多部作品获奖。出版有长篇小说《秦宫秘史》(被改编为29集电视连续剧《乱世英雄吕不韦》)《残秋》《媚蝶》《鹰魂》(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后三国演义》(三种版本)《袁银波儿童文学集?七七四十九夜》(3册)《绿楼梦》《巾帼情仇》《竹圣悲歌》《凤舞酒都》《七彩鸟》《班氏演义》等。2024年,他的《班谷文缘——袁银波作品选》(12卷600余万字)获政府资金重点扶持将正式出版,同时,他的33集电视连续剧《天鹅A计划》入选陕西省重大文艺作品和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项目。他小说创作以历史小说和军旅文学为主,纪实文学以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而见长,儿童文学以童话寓言和科普读物影响甚广。

责任编辑:权欲 许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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